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9)03-0116-05 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百年历史就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历史。在屈辱的殖民时期，中华志士意识到，是文化的强大而不是器械或立宪政治才是中华民族崛起并重返世界中心的根本途径。于是，学习西方文化，“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具体展开为学习西方的制度文物和人文传统。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知识形态，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除了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外，还基于中国20世纪的社会革命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验的历史新变。马克思主义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现代理论在中国获得了立党立国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曲折运动，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演化，与尖锐的政治社会斗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现实等纠结在一起，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形态。基于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已有自己的问题所指和理论视域。在新世纪之初，清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过程中的遮蔽与变异，回顾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程，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世纪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课题。 面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这一问题，对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稍有所知的人都会怀有极其复杂的心情。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激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中给中国文艺运动带来了巨大的阴影，导致“去意识形态化”成为中国近20年来的文艺学美学的基本做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必然，还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逻辑？是理论旅行的天命，还是接受者的选择？回顾这段历史，自然会激起亲历者的五味思绪，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重要的是坚守客观的理性立场，以史鉴今，我们方可获得前行意识的自觉。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历程 按照历史演进和理论主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为五四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可称为“革命美学”，其主题是文学革命论，其实践形态是左翼文艺运动，其代表人物是瞿秋白、鲁迅、冯雪峰等。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经典文献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被大量译介，现实主义文论、典型理论开始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所独有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的命题也被提出，文艺社会学即文艺与社会革命的关联是其核心问题。 第二阶段可称为“人民美学”，时间关节点是1942年，主题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代表人物是毛泽东。毛泽东强调文艺的社会功利性，要求通过文艺的感染力量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精神从而推动社会的变革。文艺如何服务于中国革命呢？经过考察，毛泽东发现，现有的作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作家首先必须转变政治立场和思想态度，其次在创作方法上要进行变革，要以现实主义典型化方法创作文艺。正是因为社会斗争形势的急迫，革命功利主义被突出，文艺的政治性被强调。与马恩不同，毛泽东是党的领导人和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美学思想表现为党的文艺政策和方针，这就赋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以权力话语的地位。 毛泽东美学思想的要旨，一是推崇雄奇崇高的审美意象，其背后是豪迈的历史浪漫主义和改天换地的宏伟革命志向。二是实践意向。毛泽东不是书斋里的学人，不是以笔为剑的知识分子，而是改造社会的革命者，其美学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实践性。三是表达了农民革命的审美理想。毛泽东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多地指向农民而不是城市无产阶级，这是由中国革命的主体和性质决定的。文艺形式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文艺的宣传鼓动性，文艺创作的普及先于提高，文艺的政治内容优于艺术形式等命题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活动。革命斗争是中国当代最大的社会主题，而革命斗争的领导者是共产党，因此党的文艺政策必须对于文艺具有领导地位。在社会斗争异常尖锐的时代，斗争思维主导了文艺活动。斗争思维具有排他性和唯我性，在这种思维主宰下，文艺创作方法的多元化和主题的多样化不可能兼顾，文学的人文关怀和超越性不可能得到表现，文学活动的全面系统的学院式研究也不可能进行。 第三阶段可称为“反映论美学”，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代表人物是蔡仪和李泽厚。与此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性和斗争性不同，李泽厚和蔡仪回归了美学的哲学品格，他们都承认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在美与美感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上二者的观点一致。所不同者，是李泽厚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面，从实践出发在本体论层面寻找美产生的根源；蔡仪则继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以认识论解决美学问题。李泽厚与毛泽东一致的地方，是都强调美的功利性，即审美直觉性背后的客观社会内容；李泽厚与毛泽东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吸取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的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毛泽东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他的则是吃饭哲学。 中国革命活动的紧迫性决定了实践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因此，与现实关系紧密的文艺运动是毛泽东关注的问题，美学所固有的思辨性则被放置一旁。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李泽厚和蔡仪的美学呈现了新的面貌，美学开始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李泽厚在美学大讨论中首次引用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解决美学问题，蔡仪则否定了《巴黎手稿》与美学的关联。《巴黎手稿》给予李泽厚的，是他从劳动实践探索美的根源，这在劳动被圣化的时代特别能够得到认同。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思想解放，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被热烈讨论，《巴黎手稿》成为重要的思想来源，由此产生的实践美学成为中国的主流美学流派，而停留在认识论层面的蔡仪美学则被边缘化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