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2－0071－08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美学成为我国美学领域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理论形态与新的生长点，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与重视。事实证明，生态美学作为一个新的美学理论形态出现是我国新时期美学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本文试图全面地论述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总结其成绩与问题，并对其发展趋势做出某种勾画。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讲的生态美学包括新时期出现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等等，它们尽管名目有异，但总体上都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美学与文艺学研究，相互之间是互补与共在的，共同组成了我国新时期美学与文艺学领域一道生态审美研究的亮丽的风景。 一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生态美学的产生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恩格斯在1894年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505社会的现实需要是科学前进的最根本的动力。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现代工业革命中的负面因素唯科技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自然环境与生态的破坏污染愈来愈加严重，已经直接威胁到数亿人民的安危与生存。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与资源代价。我国领导人曾说，资本主义国家200年中所发生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年中集中发生了，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生态与环境问题逐渐引起国家领导人与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首先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方针”，又于近年提出“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成为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这种形势下，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的当代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各种生态理论就必然地成为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美学的发展不仅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而且，其继续深化也需要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与强大的动力。 在我国，由于美学学科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因而一直引起学术界与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广泛关注与爱好。近百年来，我国产生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蔡仪、蒋孔阳、李泽厚等一批具有独特风采的著名美学家，而且其富有生命力的丰硕成果不断滋养着一代代学人，直至今天。但毕竟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理论形态的某些局限性愈来愈加呈现出来。就以建国以后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巨大影响的“实践美学”来说，就在其具有深厚理论积累的前提下暴露出明显的理论弊端。具体表现为，在哲学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局限于机械的认识论。“实践论美学”的主要代表者就曾多次表明其美学思想是以认识论为指导的，较多地关注审美的认识功能，而忽视其更深的揭示人的生存状况与价值的意义；在美学理论本身，过分地强调了审美是一种“自然的人化”，而相对忽视对象特别是自然本身的价值，表现为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在美学研究的对象上，固守西方古典美学的“美学是艺术哲学”的传统命题，而将非常重要的“自然”排除在审美之外，这是既往美学研究最重要的失误之一；在自然美的问题上，受黑格尔轻视自然美的观点与马克斯·韦伯“祛魅”论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上无视自然美特有的价值以及“自然”在审美中的独有地位；在思维方式上，“实践美学”总体上没有完全摆脱启蒙主义以来主客和身心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总之，“实践美学”总体上是一种以“人化”为其核心概念的、忽视“生态维度”并包含着浓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形态。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落后于时代。对这种美学形态的改造与超越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美学”的提出就是对“实践美学”的一种改造与超越，是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时代需要。 同时，生态美学的提出也是全球化语境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正面临全球化的新的形势，而在实际生活中交通的便捷、网络通讯的发展也大大拉近了国与国，以及人与人的距离。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成为一个国家能否以其特有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标志。我国有着五千多年悠久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历久不衰、彪炳于世的独具风采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与骄傲。而在中华文化之中，包括生态审美思想的生态智慧则是一种独特的财富与文化遗产。儒家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佛家的“万物一体”、“普渡众生”等等思想，都是极为珍贵的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早已引起世界学术界的重视与借鉴。当代加强包括生态美学在内的多种中国形态的生态理论的建设，有利于在世界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为21世纪中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回顾总结我国新时期生态美学的发展历程，总体上，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萌芽期，为1987年至2000年。 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对与生态美学有关的“文艺生态学”的介绍，是1987年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从文艺学和生态观结合的角度对“文艺生态学”所作的界定开始的。而第一篇有关“生态美学”的文章是1992年由其翻译的俄国曼科夫斯卡亚所写《国外生态美学》一文，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1—12期上。该文译自俄国《哲学科学》第2期。作者较为详尽地介绍和评述了欧美正在兴起的生态美学（实际上是环境美学），主要介绍了瑟帕玛与卡尔松等人的生态美学观，认为国外生态美学“已远远超出了就艺术中的自然问题进行传统研究的范围”，“生态美学从概念上说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也指出了生态美学发展中的一些问题。1994年，李欣复教授在《南京社会科学》第12期发表的《论生态美学》一文，可以说是我国第一篇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生态美学学术论文。文章论述了生态美学的产生、基本原则及发展前景。作者在论述生态美学的产生时指出，生态美学“是伴随着生态危机所激发起的全球环保和绿色运动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地球生态环境美为主要任务与对象，是环境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构成内容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物质生产生态和精神文化生产生态三大层次系统”，并指出生态美学所必须树立的“生态平衡是最高价值美”、“自然万物的和谐协调发展”与“建设新的生态文明事业”等三大美学观念，以及“道法自然”、“返璞归真”与“适度节制”三大原则方法等。在论述生态美学的前途时，本文指出“作为一门年轻的新兴学科，生态美学在知识理论内容构成上有自己独特的系统与标准及原则，尽管它目前尚没定型成熟，但其蕴含的科学性、先进性决定了它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途，我们应该为它的诞生和建设欢呼，与贡献绵薄之力。”这篇文章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引用大量传统生态智慧论述生态美学问题，其价值与地位非常重要。以上两篇文章可以看做是我国生态美学的萌芽。1999年10月，海南省作协召开了《生态与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我国第一个在生态文学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反映了我国文学界与学术界高度的生态自觉性。1999年，鲁枢元教授创办《精神生态通讯》，成为我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特有阵地。该刊一直延续至今，其重要贡献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