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9）03－0036－09 在中国，美学与社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改革开放初期，美学对文革后的意识形态转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的美学热，在很多方面，引领了哲学、文学、艺术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其后的美学，虽然经历了一段萧条期，在世纪之交和新世纪之初，美学又重新兴盛起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起着新的作用。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美学史，必须将之与社会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的发展联系起来，与思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30年的中国美学，也许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个阶段：美学热、美学的大发展、美学的低潮、美学的复活。 一、美学热与形象思维 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学科亮点，是从“美学热”开始的。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在当时，思想的解放，意味着从文化大革命所形成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艺术，是在当时的一整套系统的文学艺术理论的支配下形成的。从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所谓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始终将文化领域批判作为政治斗争的突破口。文化大革命时要“大破大立”。在将此前的几乎所有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宣布为“毒草”之后，创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否定艺术规律，强调文学艺术要图解政治概念，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用“三突出”的方法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造成了文学艺术的大萧条，8亿人民只有8个戏。以文化革命为名，革了文化的命。文革后，在思想上出现了“两个凡是”与“实践标准”之争。今天，我们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对这种争论予以高度的重视，认为正是这一争论，使我们走出了文革意识形态，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这当然是正确的。这一争论的确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转变起很重要的作用。这一争论，也必然会在文艺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文艺领域从来都是时代的风向标，它常常走在时代的前面，对时代的大变革作出种种预示，并且也在为这种变革作思想上、舆论上、情感上的准备。从文学艺术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会用文学艺术来终结它。对于文艺界来说，从思想上走出文革，打破旧有的文艺理论体系，是从这样一个事件开始的，这就是“形象思维”的讨论。 《诗刊》杂志1978年的第1期刊登了一封毛泽东写给陈毅的谈诗的信。信中有这样的句子：“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1]这本来只是老同志之间谈诗的一封私人书信，通信时间是1965年，且通信人在1978年均已辞世。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封信所产生的效果，不亚于，用一句当时流行的话说，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 本来，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是一种作诗法，与认识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关系，没有讲认识真理。如果一定说要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也许从这里的不“直说”，可以引申出一种表述方式的独特性。比如说，毛泽东提出：“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1]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毛泽东的信，还包含一层意思：将文革前引进的形象思维概念与一些传统的文论概念联系起来。如果说，这封信所说的意思，包含着某种理论展开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毛泽东似乎是愿意将从国外引进的文学理论术语与中国传统诗论中的概念结合起来，即用“比”和“兴”来解说“形象思维”。 这封信发表后仅仅1个月，复旦大学的文学理论教师们就完成了一本名为《形象思维问题参考资料》的编辑工作，并在3个月后出版[2]。考虑到当时还依靠铅字排版印刷的技术状况，这简直是神速了。这必须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和校对人员全力以赴，将之当做一件“政治任务”，日夜加班来做，才有可能做到。与此同时，南到四川，北到哈尔滨，全国许多大学的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都闻风而动，编出各种资料集。① 当然，在这众多的资料集中，质量最高，名气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一部近50万字的巨著《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3]。这部书仅仅在毛泽东的信发表7个月后，即1978年8月就翻译和编辑完成。参加编译的有钱钟书、杨绛、柳鸣九、刘若端、叶水夫、杨汉池、吴元迈等许多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要学者，并于197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尽管参加编译的专家本来有所积累，在文革前就翻译过一些相关的材料，在这么短的时间，以那么高的质量完成这么一本大书，也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与此同时，出现了大量的论形象思维的论文和文章，一些当时最有影响的美学家都加入了讨论之中。例如，打开《朱光潜全集》第五卷，就会发现里面有三篇论“形象思维”的长篇论文。② 蔡仪在1978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立刻发表了一篇学习毛泽东给陈毅的信的文章，取名为《批判反形象思维论》，在同一年，他还写了另外两篇论形象思维的文章。③ 蔡仪在以后还一再提到形象思维问题。④ 在出版于1980年的李泽厚《美学论集》中，收入了5篇论形象思维的文章，其中除了1篇写于1959年外，其余4篇都是在1978—1979年间写的。⑤ 出版于1978年11月的《美学》辑刊第一期，共收有四篇论形象思维的文章和两篇与形象思维讨论有关的文章。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