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美学的重新崛起

作 者:

作者简介:
毛崇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艺术百家

内容提要:

百年之后,在西方思想界一度被不屑一顾的实用主义竟然能够东山再起,不仅势头不减当年,且又是一番风景。这是为什么?这种新格局是怎样形成的,说明了什么?一向不被重视的实用主义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生命力?本文从杜威、罗蒂与舒斯特曼三位代表人物在哲学、美学与文化政治学互动的视野,扫视实用主义的百年发展以及它在后现代主义中的定位,并进而通过它与马克思及孔夫子的对话,窥视我们时代的某些精神特点,从中找出带有历史走向性的东西。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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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实用主义哲学于上一世纪30年代之后一度在本土被认为“过时”,冷落于大学哲学系讲台,美国大学哲学系的大多数博士甚至从来不研究任何一位实用主义的思想家。据舒斯特曼称,哲学论文如不取个与分析哲学挂钩的题目,连刊出都不容易。然而,西方哲学和美学在这一百来年的发展中,某些曾经煊赫一时的哲学美学流派,于上一世纪70~80年代即使没有全然沉寂,也都势头不如当年。而实用主义却能够于在分析哲学的主导话语权力下再度崛起,不仅势头不减当年,且又是一番风景。

      新实用主义代表理查·伯恩斯坦指出:“不仅从学院性的哲学学科,而且从社会和文化的诸学科的范围内,都可以看到实用主义的复兴”。在分析哲学的内部发生了以奎因、戴维森、普特南等代表的“实用主义转向”。罗蒂和舒斯特曼两人正是从分析哲学转向实用主义。在美学上也是如此,舒斯特曼指出,20世纪英语国家美学展示出为两种特别的形态,它们是由明显不同的哲学根源所驱动的,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前者产自英国,后者代表着美国独一无二的哲学贡献,“在分析美学兴旺发达的同时实用主义美学真可谓已成明日黄花。然而,这种开始状况却好像向着相反的一方将会更受欢迎的状况转换,岂不怪哉”。“在新世界的大熔炉中,它被创造性地锻造,它可以被更有效地与更大的自由融合起来,因为它可以摆脱由其旧的国家文化领域的限制而更自由的发挥作用”①。

      杜威仅有的那本美学专著《艺术即经验》长期沉寂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又被推到了理论前台,被称为“杜威复兴”。舒斯特曼说:“在对分哲学的不妥协的自我批评精神和欧陆理论的特别魅力的回应中,实用主义——尽管它还没有在新的美学中清晰地表现自己——正在美国哲学中经历一种复兴,这是不足为奇的。”舒斯特曼本人可谓正是使实用主义在新的美学中“清晰地表现自己”颇为成功的代表。

      一、后现代转向中的实用主义

      在“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以及“哲学终结”“艺术终结”等后现代语境中发生的实用主义再崛起,被说成“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②。 所谓“新实用主义”之“新”,一是实用主义最早崛起本身对于传统形而上学带有一种哲学革新的姿态,再就是实用主义越过了上一世纪40~50年代的“萧条”期于60年代的复苏,也就是实用主义从现代的“古典”与后现代对接之“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后现代实用主义之“新”:它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它与语言分析哲学的关系,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元老杜威还没有进入后现代时代,但他的思想对后现代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比如对传统哲学的改造,以及实践精神和平民主义等。罗蒂在后现代性方面把杜威对古典哲学传统的改造推进了一大步;舒斯特曼则是把其平民主义(或民粹主义)更推进了一步。

      如果说实用主义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是在英国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土壤中孕育的话,那么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它的再崛起则是分析哲学在美国统治地位的动摇以及英语国家哲学与欧陆哲学在后现代语境的互动的结果。分析哲学在美国哲学系的统治地位既因实用主义再崛起而遇挑战又为其再崛起的启动者。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同作为西方现代哲学在美国的不同流派,呈现出一种争锋,互化,过渡与交融的复杂关系。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于1967年选编了一个分析哲学的论文集《语言转向》,并以“语言哲学的元哲学困难”为标题为该论集写了一篇导言,反思了西方和美国历来与晚近各种哲学革命直到语言转向中的困惑,提为“元哲学困难”,如分析哲学中的理想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问题。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作为现代哲学流派都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但是分析哲学以唯科学实证宣布“形而上学无意义”,实用主义则是反对学院化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实用主义再崛起的一个重要思想契机是分析哲学的内部危机。这一危机还在新实证主义的代表维特根斯坦本身的晚期思想转变中发生。维氏“语言游戏”的提出,昭示着语言从逻辑严密的科学性转向对日常用语关注,同时涉及美与艺术之“不可定义性”以及“不可言说”的神秘事物。这对罗蒂以及舒斯特曼两人同时从分析哲学和美学转向实用主义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维氏对他们两者的作用有所不同,在《哲学实践》一书中,舒斯特曼从维氏的人生经历中开发出他的“作为哲学生活的实践”和“身体美学”。罗蒂则从维氏的“语言游戏”得到启发,把杜威哲学和美学关键语从“经验”转向语言。这是他从语言哲学的元哲学困难中走出后,到了实用主义的领地又把语言决定论带回其中。罗蒂把新旧实用主义之间的区别概括为,新实用主义者们热衷于讨论语言,而不再讨论“经验、心灵或意识”这样一些旧实用主义的话题。分析哲学作为一种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代表在后现代遭到反本质主义的挞伐,在这个层面上罗蒂的反本质主义与之构成一种后现代与现代之新旧悖逆关系。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都有反形而上学倾向,只是程度不同,罗蒂在这方面走得比杜威远。杜威并不是像罗蒂那样的反实在论、反符合论和反知识论者,他的反形而上学倾向集中表现在反哲学的学院化,他也并不反本质主义,因此区别于后现代主义的反形而上学。

      实用主义执达尔文主义的科学进步主义并将之移植于社会,看重社会通过改革向着民主政治以及改善人们生活的方向的进步。这一理念与后现代主义强调历史断裂的不连续性所导致的反进步主义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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