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在马尔库塞的美学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无论“新感性”理论的提出，还是对既有社会工具理性的批判，抑或是对人类未来解放的展望，马尔库塞始终都能从个体的心理角度出发探求诊治与疗救的方法。这使马尔库塞的思想具有一种悲世悯人的价值情怀，有着一种深沉而亲切的道德诉求。心理学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起共同构成了马尔库塞学术思想的三大资源，而他思想的心理学资源又取决于他同弗洛伊德的学术缘分。本文将围绕这一学术缘分对马尔库塞的心理学思想给予梳理与分析论述。 一、挥之不去的心理学情结 从心理层面介入对人的研究，马尔库塞较之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行们是比较晚的。然而，他终归还是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这里找到了自己对“人”研究的会心之处，从而在最切近处，即从人的“心理”层面，转向了对现实生活中人的具体分析。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吸收和运用，使马尔库塞认识到“不论是本能的解放还是理智的解放，都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关于这样一种解放的机会和前提的理论必定也就是一个社会变化的理论。”[1](“1961标准版序言”p.17)马尔库塞将马克思的批判分析方法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思想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和人所身处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做了一次成功地剖析。 早在马尔库塞写作《德国艺术家小说》这篇博士论文时，心理学对他的影响就已经存在。在论文中，他对托马斯·曼的小说《威尼斯之死》的分析为他以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研究留下了一个有意味的预示。小说中的古斯塔法·渥恩·阿申巴赫（Gustav von Aschenbach）这个人物使他最早认识到了“深层的原始力量”和“狄俄尼索斯”的诱惑怎样使一个地位极高的人沦入悲剧的命运之中。当然，那时的马尔库塞还没有也不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对这一现象做出更多的分析。不过，这并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因为马尔库塞后来的工作给了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完整解释。 如果说马尔库塞在《德国艺术家小说》中遇到的心理学问题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那么在他此后的一些文章中，对于心理学问题的提及却已经让我们看到心理学研究对于马尔库塞整个思想理论形成的重要作用。P·罗宾逊（Paul A.Robinson）认为：“实际上，在马尔库塞早期的著作中就已经清楚地存在着指向《爱欲与文明》的内容。”[2](p.188)1937年在他所写的《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中，有对“人格”、“灵魂”在文化中的处境的具体分析；1938年所写的《论快乐主义》有对享乐主义成分有效性的承认和对于唯心主义禁欲主义倾向的反对，该文中还对性压抑与攻击之间关系做了论述；《论萨特的存在主义》写作于40年代，该文通过描述情人之间相互的物化或者说客体化以及对于人的“内在自由”的批判叙述，从而引出了其中所存在的心理学问题。尽管这时马尔库塞还不能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给予深入地分析，但我们却可以由此预见他后来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的倾心之处。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人道主义的相关阐述曾使马尔库塞在现实政治的迷茫中获得了一个认识世界的新角度，然而由于马克思总体上对于人的心理问题探讨的相对缺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决发达工业社会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方面有些苍白无力。这样，马尔库塞对于弗洛伊德的研究就试图用一种“新理论”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革命的意识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个体屈服于法西斯、斯大林主义和消费的资本主义。马尔库塞曾谈到，他在20年代就已经读到了弗洛伊德的著作，也看到了别人写的关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争论文章。[3](p.154) 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丰富马克思的思想，在马尔库塞这里是十分明显的。即使在他的心理学著作《爱欲与文明》中马克思的名字一次也没有提到，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却在这里得到了自始至终的阐释。凯尔纳认为马尔库塞“‘额外压抑’概念的提出是受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的启发，而‘操作原则’的概念也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和异化劳动思想密切相关。”[3](p.164)依据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和弗洛伊德的压抑性理论，马尔库塞提出，“异化”既是扎根于劳动组织中的，同时在操作原则的支配下，异化还进入到人的意识之中，并渗入到身体和精神、行为和思想中。“异化”已成为人的真实的处境，成为人的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马尔库塞为马克思的理论注入了心理学维度，从而使心理学也成为一种政治分析手段，而不再是单纯的学问。阿多诺曾认为，心理学研究方法似乎在紧要关头失灵了，因为历史“从背后”越过了个体，而且历史过程的规律也一直是那些支配着具体机构而不是支配个体的规律。马尔库塞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在弗洛伊德所涉及的心理学的心理机制中，个体也是属，现在也是过去。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本身就是属的心理学。这种心理学表明：“本能的变迁也就是历史的变迁。”[1](p.75)“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个人的失调比以前更直接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失调，对个人失调的医治因而也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对社会总失调的医治。”[1](“第一版序言”p.12)马尔库塞声称在《爱欲与文明》中我们关心的不是要纠正或改进对弗洛伊德概念的解释，而是要恢复这些概念的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他认为：“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从深刻的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理论。”[1](“导言”p.20)在剥削社会中，最重要的压抑就是身体上的压抑，尤其是性方面的压抑。对于性的压抑，马尔库塞比他同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要敏感得多。他赋予弗洛伊德心理学以更广阔的适用意义，同时也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心理学方面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