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04－0090－11 在唐以前，经学诠释主要表现为汉学。汉学注重《五经》原典，注重章句之学，师法和家法则成为经学诠释的前理解状态。至唐代，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代表的经学诠释典籍在汉学权威地位逐渐削弱、佛道盛行的情况下，对《五经》经传加以精心整理和全面剔发，再度呈现《五经》文本深厚的内蕴和强大的活力，同时也展现了自己极为丰富的诠释学思想。孔氏诠释学思想既是对汉魏晋南北朝诠释学的承传与发展，又为唐以降历代诠释学奠定了新的基础。它还以其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操作方式辐射到审美文艺领域，深入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美学理论和审美方式，在中国审美诠释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这里就尝试着由经学诠释到美学诠释的视角对其进行一番讨论。① 一 为了合乎唐代统一经学的宗旨和科考规范，“疏不破注”是孔颖达等人诠释《五经》经传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这也构成了唐代经学诠释的一大特点。从所谓“疏不破注”诠释原则入手，有助于我们更方便、深入地考量孔颖达的美学诠释思想。 （一）释“疏不破注” “疏不破注”诠释原则的提出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唐一统天下，使中国社会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局面。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统治者重佛轻儒而导致隋朝加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决心重兴儒学。但由于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去古甚远，文字多有讹谬，且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又有今文古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等，一时义疏纷呈，章句繁杂，师法多门，是非无定。于是太宗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又诏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正义》。这样一来，儒家经典从经文到传注都有了钦定的标准本，经学再次呈现大一统的局面。《五经正义》奉敕而撰，其目的即是统一章句训诂，统一经学，以维护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所谓“疏不破注”就是要求编纂者先精心选定合乎时政要求的先儒注本，然后根据先儒注文进行疏解，一般不做随意发挥，基本维护原注文的思想体系，以为士子明经考试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正是在“疏不破注”的解经原则下，《五经正义》完成了唐朝统治者统一经学的宗旨。如皮锡瑞所指出：“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② 《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之功自不待言。但由于《五经正义》所依据的主要是一家之本、一家之注，并以其为标准颁行天下，开科取士，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习者自由阐释、发挥的空间，从而影响了经学诠释的多维开展。也正因为此，自清季以来，不少学者对孔氏“疏不破注”诠释原则提出了批评，并由此引发了不少争论。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颖达等奉诏作《疏》，始专祟王《注》，而众说皆废”，并批评孔氏解《易》“墨守专门”、“偏袒”王弼，又称孔氏“诠释文句，多用空言，不能如诸经《正义》，根据典籍，源委粲然”③。对此，今人刘玉建先生已著文详为反驳，认为孔氏《周易正义》固然取王弼、韩康伯注为底本，孔氏固然恪守“疏不破注”之古训，但这并不意味着孔氏墨守一家之言。孔氏解易只是形式上立足于王弼义理派易学，而实质上则是对汉魏晋南北朝以来象数与义理两大易学流派的继承与扬弃、创新与发展。至于批评孔氏“诠释文句，多用空言”，则是四库馆臣站在清代汉学立场所表现出的一种苛求与偏见，事实上孔氏长于名物训诂，其对经文的注疏，充分体现了翔实、系统、清晰的特征，而不是所谓“多用空言”④。又清末刘师培著《国学发微》，批评孔氏《正义》专守一家：“《正义》之学，乃专守一家举一废百之学也”；又批评其掩袭前儒：“冲远《正义》非惟排黜旧说，且掩袭前儒之旧说以讳其所从来。”⑤ 于此，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云“唐初儒学尚盛，沈之《义疏》，刘之《述义》遍布人间，世所共习，《孔疏》尽掩前人，攘为己有，独不畏人言乎？太宗非可欺之君，士亦何能尽罔？以为《正义》间用旧说而失系姓名者，或亦有之，若以为一部书中惟驳刘炫说百余条出于冲远，余皆袭旧义，无乃言之过欤？”⑥ 恰成反证。台湾潘重规先生亦加以辩驳，认为孔颖达奉诏删定《五经》义疏，本为明经考试之依据，自不得不专崇一家；而观其诸《正义》之序，实皆明言所本，并非讳所从来，《五经正义》之所以不见所据蓝本之本来面目，实由永徽诸儒删改所致。⑦ 类似论难近来仍有继续。如有学人指出：“正义解释注文则不得有出入，注文错了，也要顺着它强词辩说，有比注文更好的解释，也不能采用，要一概排斥。正义的这种做法叫做‘疏不破注’。”⑧ 亦有论者批评说：“《毛诗正义》所谓‘疏不破注’就是一宗于《笺》，把魏晋南北朝以来或申毛难郑、或申郑难毛的诗经学定格在郑学之上，突出地反映了唐代经学以及小学守成的特点。……有其功，亦有其过。”⑨ 更有论者直截了当地指出：“唐人编定《五经正义》……守着一条‘疏不破注’的规矩，因而无多新义。”⑩ 然而在笔者看来，上述有关责难尽管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也不无偏颇之处。清代阮元在《毛诗注疏校刊记》中已指出：“凡《正义》自为文，其于注有足成，有隐括，皆取词旨通畅，不必尽与注相应。”(11) 今人霍松林先生亦指出，所谓“疏不破注”，也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说法。“疏”只要不是“注”的翻译，就不免有所补充、有所发挥、有所突破。(12) 整体上说，孔颖达等人奉敕整治《五经》经传，不但治学谨严，取证精审，而且对于所据注文、所本义疏，均有选择、有补充、有超越，对于经注难点尤多疏解，这于下文所论即可见端倪。而孔氏本人在《五经正义》各序言中所表明的态度则更能说明问题。如《周易正义》序云：“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13)《尚书正义》序云：“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14)《毛诗正义》序云：“今则削其所烦，增其所简，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爱憎。”(15)《礼记正义》序云：“虽体例既别，不可因循……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剪其繁芜，撮其机要。”(16)《春秋左传正义》序云：“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17)。 事实也正是如此，如孔氏对《周易》王弼《注》，即有取有弃，并竭力排除江南浮冗义疏；孔氏撰《春秋左传正义》，虽申杜驳刘，但若两义俱违，则申个人之见；孔氏撰《毛诗正义》，或申《传》驳《笺》，或申《笺》驳《传》，引王肃难郑玄，引王基驳王肃，都有十分中肯之处，匡正《传》、《笺》谬误亦很多，等等。这些显然已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疏不破注”的框框，走向了新的创造。可以说，正是假借“疏不破注”的旗帜，孔颖达等人“以复古为解放”，既遵从前贤又开出新面，从而大大丰富了《五经》的学术思想，终至整合异说于一尊，赋予《五经正义》以鲜活的生命力和无可争议的经典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