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六十年

作 者:

作者简介:
余开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河北学刊

内容提要:

从1950年代美学大讨论拉开序幕至今,新中国美学理论以探索者的姿态坎坷走来,并且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脉络。其主要表现为:1980年代实践美学成为主流;1990年代对实践美学的发展、批判、改造,出现了实践美学的创新形态,以生命美学、生存(超越)美学、存在论美学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以及新实践美学和实践存在论美学;新世纪则出现了以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全球性美学为代表的新的美学形态,中国当代美学理论正走向一种开放的多元新格局。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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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2-0010-06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说法,六十年为一甲子轮回。在这个时际,盘点一下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也许更能增添一种继往开来的意味。六十年的美学理论研究历程,可谓流派纷呈,理论繁复,兹择其荦荦大者概而述之。

      一、新中国美学理论建构的发端

      新中国的美学研究历程由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拉开了一道精彩的序幕。这场大讨论是从批判朱光潜解放前的美学思想开始的。随着朱光潜对其美学思想的否定、发展、辩护,越来越多的人和刊物都投入到这场美学讨论中。讨论的主题围绕着美的主客观性、自然美、艺术的一般原理等展开,最终形成了“两论四派”,即客观论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和主观论美学(以吕荧和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蔡仪的客观派从自然物质本体论和机械反映论来谈论美学问题,没有得到多少人的赞同。而吕荧和高尔泰的主观派美学由于缺乏哲学层面的论证,很快被冠以主观唯心主义而遭到了否定。所以在实际上,这次美学大讨论主要是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统一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的两家争鸣。

      朱光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意识形态理论和关于艺术生产的论述,立足于艺术审美活动的基本事实,竭力维护审美主体的地位,对客观派美学见物不见人和客观社会派美学只见人类主体而没有个体主体进行了批评。针对李泽厚等人把美看做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现实存在,朱光潜区分了艺术地掌握世界与科学地掌握世界的不同,认为“科学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不起什么作用,或是只起很小的作用,它基本上是客观的;美感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却起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1](P35)。今天回过头来看,朱光潜的审美主体性对客观论美学的纠偏无疑是新中国美学研究序幕中的一大亮点。

      在这次美学大讨论中风头最盛、拥护者最多的当属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了。朱光潜在美学讨论中立足于艺术审美活动的基本事实,而李泽厚则立足于美的哲学根源谈问题。李泽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特别是援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认为:“美是客观的。这个‘客观’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社会的客观,是指不依存于人的社会意识、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不断发展前进的社会生活、实践。”[2](P160)李泽厚一方面批评了蔡仪的客观自然说,认为自然本身是无美可言的,美只能是实践即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批评了朱光潜的主客统一说,认为美不是主观的意识形态,而是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现实的存在。通过对这两派的批评,以实践为基点,李泽厚建立了自己早期的美学观点:美的客观社会论、美感认识论、艺术反映论。他不是从简单的主客二分而是从实践的角度来阐发美的本质、美感和艺术,对中国美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引发了1980年代实践美学的体系性建构热潮。

      客观地说,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苏联美学模式”的影响,当时的美学大讨论中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虽然如此,这场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美学大讨论却成为当时难得的较自由的学术争鸣,为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提供了良好的开端。

      二、实践美学成为主流话语

      1980年代,新中国的美学理论研究进入高潮阶段,实践美学的体系性著作纷纷涌现,实践美学成为中国美学界主流话语体系。以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1981年)为发端形态,到刘叔成、楼昔勇、夏之放等人的《美学基本原理》(1984年)为普泛形态,再到李泽厚的《美学四讲》(1989年)为成熟形态,实践美学在1980年代完成了自身理论的体系性演进。除了这三部影响极大的著作外,还有蒋孔阳、马奇、刘纲纪、周来祥、程代熙、杨恩寰、李丕显、敏泽、杨辛、甘霖等一大批成就卓越的美学学者,他们既坚持了李泽厚的基本观点,又有各自的实践美学观,为实践美学的多元化阐发作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的实践美学,虽然有多元化的阐发,但其思路的共同点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主线来说明美的本质、美感、美的类型、艺术等美学问题。实践美学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实践概念又有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自然的人化”等多种理解方式)是美和美感的根源与本质。正是在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中,对象具备了美的客观属性,形成了形式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多种形态和优美、崇高、悲剧、喜剧(滑稽)、丑等多种类型。同样,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主体具备了审美心理结构。由于实践活动是社会性/个人性、理性/非理性的辩证统一,所以美感也具有矛盾的二重性:“审美既是个体的(非社会的)、感性的(非理性的)、没有欲望功利的,但它又是社会的、理性的,具有功利欲望的。”[3](P514)

      应该说,这一时期蔚为大观的实践美学给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气象,而且对很多审美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从宏观上看,实践美学以体系性著作对美的本质、美感、审美类型、艺术美等美学问题作了较全面的理论建构,既反对了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对于美的简单化解释,也反对了主观唯心主义精神本体论的美学观,并把美放到人类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保证了美学应有的开放、厚重的历史维度。同时,实践美学把美学问题和人学问题紧密结合起来,高扬主体性、实践、新感性、社会美等,引领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致使实践美学成为1980年代美学界的整体性话语,美学一度成为时代显学。从微观上看,实践美学奠定了美学原理关于美学、美、美感、艺术美四大美学主题,其对美学类别的多元化、美的概念的多义性、美的来源、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审美心理的阶段划分、艺术品的结构划分、人类审美意识的起源、审美和艺术美的社会学研究等看法,都为当时大多数人所接受,至今还发生着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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