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什么或美在哪里，曾是中国现代美学持续探究的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大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当朱光潜先生的直觉论美学、蔡仪先生的客观论美学、李泽厚先生的社会主体论美学及高尔泰先生的主观论美学等在美是什么的问题上进入争论的胶着状态时，来自苏联的美在价值的新思路吸引了我国学者的急切的借鉴与探究目光，并激发了翻译、介绍和阐发价值论美学成果的热忱。胡经之先生在1982年的论文《文艺美学及其他》，凌继尧先生的《苏联当代美学概观》，分别阐发或介绍了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的著作《审美价值的本质》，① 这部著作在1984年翻译成中文出版，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和探讨。但随后由于种种原因，美在价值这一尝试移植的新苗还没来得及结出真正的美学硕果（尽管也有一些成果），就匆匆被人淡忘了。进入21世纪的几年来，当中国美学界先后热心于审美文化、后实践美学、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热门问题的研究和争议，竭力在人文学科前沿领域展示自己的对话与发言能力时，杜书瀛先生却仍然在那里继续默默地栽培和看护美在价值这株几乎被忽略的幼苗，直到最近推出他以多年心血浇灌而成的新硕果《价值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这一新硕果出自杜书瀛先生是必然的，他在书中自述对这一成果的培育和呵护过程漫长到接近20年。这种执著和坚韧难免令人吃惊，但却是实情。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这个过程还可以进而追溯到更早的岁月，如果这样属实，那么合起来应该准确地说，他为此而付出的辛劳过程至少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我的一条有力例证就是，早在1983年，他就在《论艺术典型》一书中运用“审美价值”视角去重新考察艺术形象，认为“艺术形象与非艺术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审美价值，是审美对象；而后者则不是。”他进而分析说，“艺术形象的审美价值，一方面来自艺术家描写艺术对象的审美属性，另一方面又来自艺术家审美地描写这些属性——是这两方面的结合和统一。艺术家必须努力从这两方面的结合、统一中创造出具有巨大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② 从价值视角考察艺术形象的本质并把它规定为审美价值，显示了他运用价值论美学新视角回答美学疑难的勇气和见识，当然这毕竟只是一种新思路的借鉴。而他真正对审美价值问题发起正面进攻，应当是在1992年，那年他的《审美价值论纲》一文正式吹响了进军号角。随后几年里，他还陆续有相关论文问世。进入2001年，准备充分的他发起了最后的攻坚战，立项开展《价值美学》这一重点研究工作，在六载耕耘后终于推出这枚硕果。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就让我心仪，它力求平实，注重史例和事实，尽量少说空话。而在语言上，则力求不枯燥乏味，具有可读性。这给我了足够的好感读下去，愈发感觉其引人入胜。全书达28万余字，分11章展开，依次为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审美现象描述，第三章审美现象的价值本性，第四章从价值论视角评说美学史例，第五至八章重点阐发审美价值的特性之一、二、三、四，第九到十一章依次论述为审美价值的发生学考察、审美价值的生产和审美价值的消费。这种总体布局和结构体现了一种全面的和系统的眼光及相应的研究功力。我认为这是一部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分量沉厚的力作，称得上是在中国现代美学疑难问题领域展开新世纪追究所取得的一项兼具总结性和奠基性意义的扎实成果。 要认识这部书的价值，首先应该把它放回到中国现代美学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的本质问题上陷入的特定困境中。那时，带有超脱性的直觉论美学、注重社会功利的客观论美学、强调美感心理的社会主体论美学及偏向个体心理的主观论美学等，相继雄心勃勃地力图回答美是什么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疑难。它们虽然都拥有部分真理，但面临一个基本的困扰，这就是把美同个体人生价值追寻分离开来，而这在人的浪潮持续高涨的改革开放年代是难免被冷落的。审美价值之说之所以能在那时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关键就在于它把美学思考的焦点不再是摇摆于主观或客观或主客观统一之间，而是放到了活生生的个体人生价值需求上，这就为中国现代美学在美的本质问题上脱困提供了新的出路。而这种价值美学新思路，实际上正顺应了中国社会兴起的围绕经济建设中心而寻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及生活方式变革这一新趋势。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即全社会掀起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本动力的全方位改革大潮，“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会引起人们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而且会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重大变化。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要一起抓，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这等于发出了物质现代性（生活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含审美现代性）“一起抓”的动员令，拉动了全社会思想解放、体制改革及生活方式变革大潮流，这实际上就为价值论美学在中国的移植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氛围。可以说，中国人的生活需要美的价值或审美价值，这在改革开放年代无疑是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美学新路标。 如此说来，既有中国社会语境中的生活价值寻求，又有来自外国的价值论美学的触发，按理，那时的中国美学界本来应有足够的条件和理由去推动价值论美学热潮的。但为什么没有出现这种假想的推进局面发生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价值论美学的推进需要确认美与个体生活的功利性联系纽带，而那时的中国美学界所据以支撑的主流知识论范式，却仍然是来自康德的无功利美学，这就形成功利论与无功利论之间的悖逆。正是由于身处这种悖逆的困扰中，美学家们虽然不无道理地找到了价值论美学这条新出路，但却没有找到足够的知识论范式动力去沿着它通向成功。这样，价值论美学终究成为一个待解的世纪性疑难，留给了置身在新世纪新语境中的美学家们。杜书瀛先生的韧性的探究精神支撑他坚持到今天，实属难能可贵。应当说，今天所通行的知识论范式为思考价值论美学疑难确实提供了远为丰厚的沃土，而杜书瀛先生凭借其敏锐见识和持久耐性则捕捉到了，从而做出了新的有效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