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礼义之邦”的古代中国，又有“衣冠之国”之称①，礼义是衣冠所强调的内容，衣冠则是礼义的代表形式，故孔颖达这样解释“华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② “服章之美”，昭示的乃是“礼义之大”，由此，中国古代服饰质料、样式、颜色等物理属性，就绝不仅仅与自然条件及生产水平相关，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以及哲学观念，都对中国古代服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所尝试的，就是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的民族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以及哲学观念对于服饰选择所产生的影响，探索中国古代的服饰观念及这种观念所产生的社会、文化及哲学根源，同时，也期待着通过对中国古代服饰美学特征及其深层原因的探索，形象地展现中国古代的社会特点、文化结构及哲学观念。 一、“出礼入刑，礼刑结合”的社会结构要求服饰“身份化”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法”、“礼”合一，“出礼入刑，礼刑结合”的社会结构特点③，使中国古代服饰成为昭名分、辨等威、分贵贱、别亲疏的工具，各种服饰规则被纳入典章制度，成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服饰的意义在于将个人按照尊卑等级、亲疏远近加以区分，将独立个体“身份化”为社会成员。 作为尊卑等级的具体标志，服饰将人区分为贵贱亲疏的不同家庭及社会角色，而人则要根据自己的角色穿衣戴帽，这便是服饰的“身份化”。《白虎通德论·衣裳》解释“圣人”制作衣服即在于“表德劝善，别尊卑也”，由于中国古代“德”、“善”与等级地位之间的对应关系，“表德劝善”就是区别尊卑，是对人的社会身份与等级地位的突出和强调。“身份化”的服饰要求“身份化”的道德与服饰相称。西周统治者用“以德配天”解释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之后，“德”便成了权力的重要来源，其后，天子之德进一步扩展为君子之德，又进而扩大为人格，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正是出于“德”即权力这个逻辑。君子与小人，既是地位尊卑的区别，又是道德高下的分野，尊者德盛，人间最尊贵的天子，则集众美于一身，所有美德都归于天子，德之多少厚薄，与地位之高下贵贱成正比，而地位之高下贵贱又与服饰的尊盛程度成正比。不同的服饰既代表着不同的尊卑等级，又对应着不同的道德品行，于是，“君子于玉比德”（《礼记·玉藻》）以至服饰比德的思路便显得顺理成章。 冕服是区分古代统治者等级身份的重要吉服。冕服用来区分尊卑等级的手段，主要在于章纹，即冕服上或绣或绘的图案。《尚书·皋陶谟》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宋代朱熹解释说：“若德之大者，则赏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则赏以服之小者。”④ 冕服章纹为“德”之象征，章纹越多，“德”便越多，“服”便越大，地位也就越高。中国古代共有十二章纹⑤，其记载最早见于《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段话里提到古帝王上衣所绘的六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和下裳上所绣的六种图案，即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合起来便是十二章纹。十二章纹在《尚书·益稷》中已被称为“古人之象”，而《尚书·皋陶谟》则将“天命有德”与作为“古人之象”的章纹联系起来，由于上古之“德”与氏族图腾观念密切相关⑥，十二章纹极有可能与上古时期各氏族的图腾纹样有关，夏朝之后，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相适应，十二章纹也被统一到天子所用祭服之上。到了西周，“德”的含义发展为周王的政行懿德，与此相应，十二章纹所蕴含的跟图腾物有关的神性逐渐消失，逐渐成为人间天子德行的象征，从此十二章纹各有取义，分别代表不同的人的品格。对于十二章纹所象征的道德意义，后世儒者各有解释，其中以宋代蔡沈《书经集传》卷一的解释最有代表性：“日、月、星辰，取其照临也；山取其镇也；龙取其变也；华虫，雉，取其文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沽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养也；黼若斧形，取其断也；黻为两巳相背，取其辩也。”⑦ 十二章纹既然分别象征统治者的不同德行和品格，那么其数量依次减少，其所象征的德行和品格也随之减少，而不同等级的差异，也就由此而生。东汉郑玄注《尚书·益稷》说：“此十二章为五服，天子备有焉，公自山龙而下，侯伯自华虫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⑧ 不同形制的冠服，其差异不仅仅在于图案多少，更在于其背后象征意义的差异及这种差异所昭示的等级秩序。 地位、道德、服饰三者的尊盛程度应该而且也必须统一起来，地位与服饰不相称是僭越违礼，德行与地位、服饰不相称也要受到谴责。《诗经·曹风·候人》中的“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称其服”，是讽刺曹共公所亲信的小人“德薄而服尊”；《诗经·鄘风·君子偕老》中的“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是谴责有淫行的宣姜“德服不称”，而《诗经·曹风·鸤鸠》中“其带伊丝，其弁伊骐”，“其仪不忒，正是四国”的“淑人君子”，则是要称颂的德服相称的典型⑨。唐代韩愈《朝归》诗中“峨峨进贤冠，耿耿水苍佩。服章岂不好，不与德相对”⑩，反映的正是地位、道德与服饰之间的关系。 “身份化”的服饰要求“身份化”的行为举止，合乎身份的服饰成为对举止言行的一种约束。在先秦，君子大人所穿戴的宽袍大袖与峨冠博带，令人在进退周旋之际，不得不从容和缓，端正谨慎，行走之间长长的裳摆要飘然摆动，疾趋而进宽大的袖子要如鸟舒翼，升堂见尊者长辈时，要小心地将裳的下摆微微提起，既是防止踩踏，又是表示恭敬，只有按照“衣前后，檐如也。趋进，翼如也”，“摄齐升堂，鞠躬如也”（《论语·乡党》）的行动规则，才能体现褒衣博带的文质彬彬、坦荡大方之美，行动冒失，举止荒疏，就可能跋前疐后，洋相备出。冕冠的冕板，后面比前面高出一寸，使冕冠有向前倾斜之势，戴上之后使人呈前俯之状，以象征天子体恤下民；冕冠的冕旒，增添了天子的神秘和威严，同时，冕冠前面的旒与前低后高的冕板，又使戴冕冠的天子很难挺胸昂头，只能做出虚心前倾的姿态，于是，冕冠对人姿态举止的限制，使人具有了不怒而威又简而无傲的符合儒家理想的君王气度。 “身份化”的服饰还要求“身份化”的情感。中国古代的礼以人伦情感为基础，又要对人的情感加以节制和规范。“身份化”的服饰与“身份化”的情感的对应关系，在丧服五服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丧服五服对应于服丧者与死者的亲疏远近，与亲疏远近相对应的则是感情上哀痛的深浅程度，穿着丧服而不够哀痛，固然是违礼，要受舆论谴责；哀戚过制的，同样是违背礼制。《礼记·檀弓上》记载：“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孔颖达《正义》曰：“此一节论过哀之事。”“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犹哭，则是祥后禫前，祥外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为出母无禫，期后全不合哭。”(11) 宗法社会里生母被父亲所休弃者，称作“出母”，儿子为出母只能服齐衰杖期，孔鲤在为自己被休弃的生母服丧期满之后还痛哭，哀戚过制，就遭到了孔子“嘻，其甚也”的批评，而孔鲤在听到孔子的批评之后，也就立刻停止了对生母不合礼制的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