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9）02－0172－04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逐渐解放，中国美学学人在与西方美学的对话交流中，感觉到本民族传统美学的必要与宝贵，意识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必须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为根基，觉悟到构建21世纪的世界美学体系必须吸纳中华民族传统美学智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为越来越多的美学界朋友所瞩目。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运用不同的方法对源远流长的中国美学史进行了自我阐释、自我言说。构建中国美学历史的发展规律，描绘其独特的历史风貌成为一种学术追求。世纪之交的2000年出版的中国美学史著作就有5种共18部[1]292-298。这种场景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的“美学的沉寂”现象完全相反，倒像是一场世纪末的美学赛事，学者们似乎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个个拿出“百米冲刺”劲头，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推向了盛况空前、波澜壮阔的高潮。这也从每种意义上表明，中国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日趋成熟。 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又存在极其庞杂、甚至有些混乱的局面。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各种来源不同、背景不同、内涵不同的观念都在同一名称下混然杂处，而同一思想往往又换上不同的新名词、新面貌被反复申述。当人们自以为已走过了遥远的路途时，回头凝眸时会突然发现自己又如同梦中似地转回了原地。只不过当我们从这个原点再度出发前行时，也必然要带上以前不曾有过的装备，因而有可能展示新的前途；然而其前提是：要对前此的行程作一番认真的反省和清理，这样才不致于劳而无功、原地踏步”[2]。时代和学术本身都迫切要求我们能够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作出一个科学的评价、全面的反思。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次美学论争所面对的时代和文化语境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和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冲击[3]。 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为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美学史著作的写作，总体来说可谓著作迭出，成果卓著，业绩辉煌，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大批中国美学史著作得以相继问世，中国美学独特的思想得以挖掘和整理 这种成果最为突出地体现在中国美学史通史著作的写作领域。以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敏泽的《中国美学思想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等著作为开端，相继出版的中国美学史通史性质的著作有李泽厚的《华夏美学》、周来祥的《中国美学主潮》、殷杰的《中华美学发展论略》、陈望衡的《中国古典美学史》、张涵的《中华美学史》、张法的《中国美学史》、鲁文忠的《中国美学之旅》、王振复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许明主编的《华夏审美风尚史》等34部之多。它们在整个当代中国美学史研究中所占的比例最大，延续的时间跨度也最长，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绵延不绝，前后相连。而且种类繁多，体例齐全，影响也最广。它们对中国美学的千年历程进行了异彩纷呈的言说，构建了中国美学史的大概风貌，代表了美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的最高水平，奠定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 同时，一大批有影响的中国美学断代史、部门美学史、美学史个案研究著作对中国美学思想进行了更为细致和精深的探讨，为我们呈现出中国美学史本身广度和深度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如，关于六朝美学方面就有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史》、吴功正的《六朝美学史》、张海明的《玄妙之境：魏晋玄学美学思潮》、廖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赵盛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易中天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陈泳明的《刘勰的审美理想》、韩湖初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李戎的《始于玄冥，返于大道：玄学与中国美学》、邓宝剑的《玄理与书学：魏晋南北朝书法美学研究》、邬锡鑫的《魏晋玄学与美学》、余开亮的《六朝园林美学》等12部著作；它们从各个方面对六朝美学思想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为我们呈现了六朝美学的丰富性和多维性。其他，如美学专门史领域有郭因的《中国绘画美学史稿》、陈传席的《中国绘画美学史》、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萧元的《书法美学史》、陈方既、雷志雄的《书法美学思想美学史》、祁嘉年的《中国历代服饰美学》等等；美学流派史领域有潘立勇的《中国道教美学思想研究》、李裴的《隋唐五代道教美学思想研究》、申喜平的《南宋金元时期道教美学思想研究》、李珉的《明清时期道教思想研究》等等；美学范畴史领域有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张皓的《中国美学范畴与中国文化》等等，它们都从每个方面对中国美学进行了认真的阐释，真可谓层出不穷，异彩纷呈[4]21～73。 （二）学科建设初具规模，日趋发展和完善 在中国古代，没有一门专门叫做“美学”的学科，更没有一门叫做“中国美学史”的学科。“美学”这个学科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刚刚开始之时，“中国美学”实际上是“西方美学在中国”（Western Aesthetics in China）。后来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越来越清晰地感到一种建立“中国美学”的必要。客观地说，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实际上是由中国美学史建构起来的。“中国美学”因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而成为与“西方美学”、“美学原理”鼎足分治的重要一支。 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首先发轫于20世纪前期，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宗白华、朱光潜等先生就作了尝试。他们都致力于运用西方美学的理论框架对中国传统美学进行研究，并在这个理论框架所提供的可能性之中寻找中国美学的独特之处。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特征的研究，对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的关系的研究，使得他们成为超越“西方美学在中国”框架的重要先驱[5]49～69。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解放，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日渐增多，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大，大量西方的美学思想、观点和方法涌入了我国。这种状况一方面使国人大开眼界，开阔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理论素养；另一方面，面对纷繁复杂、蜂拥而至的西方美学理论体系和话语霸权，中国学者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同时也增强了民族认同的意识。他们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传统和独特的审美传统以及思想传统，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挖掘、整理、研究本民族悠久而深厚的文学艺术传统、审美传统和思想传统，从而建构起对本民族文化具有独特解释力的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