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纪，怎样建设和发展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是许多学者都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和贡献，思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们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意识，这是一种从现实的理论讨论中产生出来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危机意识。30年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地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创造性地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深入地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理论讨论和争鸣，在关于审美与人道主义、关于“美的规律”与主体的意义，关于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意识和文学创作，关于现代派评价的认识和讨论，关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的研究和讨论等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和理论的前行者。事实上，1978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的许多重要讨论都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和阐释密切相关。在那个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时代，“美学热”的兴起和文学观念的大讨论，在人们解放思想的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情感结构”① 的变化，以及“情感结构”在社会结构及社会意识变化过程中的某种先导性和先锋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过去的30年中，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上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火车头。这个观点首先符合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事实；其次，十分重要的是，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在社会的转型期可以发挥巨大的甚至关键性的作用。 回顾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30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在我看来，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框架内取得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实践美学”的发展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相关成果。实践美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自由——当然，首先是审美自由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论证了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新的情感结构从现实的物质性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刘纲纪在回顾往事时是这样分析和评价的： 马克思虽然也是从康德所开辟，德国古典美学共同遵循的，从人的自由与自然（必然）的统一中去找美，但他又把对人的自由的本质以及人的自由如何与自然相统一的理解，放到了它所建立的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出发点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了。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创造了美，是从他对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本质特征的分析中得出来的。如果人类的劳动和动物的活动一样是本能的、无意识的、非审美的活动，那么在人类生活中就决不会有什么美。这正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超越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美学，并在美学史上引起了一场大革命的原因所在。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实践美学”是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的，虽然在面对具体的文学艺术现象和自然美等问题时，实践美学存在缺乏足够的解释能力等弱点，但它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理论建树，对“实践美学”的评价应该放到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去给予实事求是的定位和评价。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实际上也是在思想文化变革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它的理论关键点仍然是“审美自由”。在近来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论争中，一些文章认为在康德式的理论框架中讨论和论证审美自由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应当说，这一见解看到了当代中国语境下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与阐释的某种不足。但是，从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可以、也应当得到更加充分深入的理论阐释。我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语境中，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和阐释，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其基本的哲学基础，康德关于审美自由的思想应该是服从于其整个理论结构的，只有这样，这一概念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范畴。另一方面，从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中对康德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积极成果加以吸纳和理论重构，事实上是从卢卡契到特里·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路径。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对于形式主义美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考和重新阐释，就没有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十分辉煌而重要的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形式主义美学的复杂争论与对话关系中，我们如果只看到其中的对立和区别，没有看到对话和相互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在吸纳形式主义美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样一个理论脉络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可能把积极的和真正重要的东西给否定掉了。因此，中国语境下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理论热情、接纳更多有益的理论资源，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 总体上看，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在“美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总的框架中提出问题和展开研究的。这是因为，自由（审美）与政治（包括广义的政治）的关系是这30年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是这样一个理论主题的具体展开和实践发展。这个主题和理论结构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理论能量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内在原因。但是，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的学理要求和现实实践提出的理论要求来看，“审美与政治”的理论模式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理论要求，从现实中围绕“实践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系列争论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在新时期以来的文艺观念变革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与框架内，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今天，在我们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成绩和贡献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踩在了新的世纪和新的理论发展的起点上。如果的确存在一个这样的理论新起点，在我看来，就是结合新的实践条件和审美经验的新形式，对“美学与政治”模式的问题框架以及在这个框架内的理论研究的认真总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在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而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近3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和美国，社会生活和审美经验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许多新的现象是马克思当年所没有预见到的，这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深入研究和阐释的。如果我们总结和反思30年来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有什么遗憾和不足的话，在我看来，对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忽视是一个明显的现象，例如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重新研究和阐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下半叶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研究的一个主题，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特里·伊格尔顿都有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近30年来，我们除了朱光潜1979年发表《关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引起了持续时间不长的讨论之外，我们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似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现代审美经验的关系缺乏足够的兴趣，这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反思，其中的教训值得认真吸取。在我看来，因为这种对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和重新阐释的忽视，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近年来关于“审美意识形态”争论就是一个例子。这场论争在不是很复杂的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争议，虽然目前还没有重要的理论建树，但无疑提出了新的问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