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9）01-0024-05 “美学敦煌”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美学的视界，它首先要以敦煌艺术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基础。因此，进一步认清敦煌原生艺术和敦煌再生艺术的分野和关联，探讨各自的特点和功能、意义和价值，就是该项研究的首要之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敦煌艺术再生问题，必然会突破原有的敦煌学概念，把问题引向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高度。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引发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同化力和文化发展战略等重大课题的关注。因此，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研究，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突破，意味着开拓。那么，这种突破和开拓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这就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 一、思想境界上的突破 敦煌艺术是莫高窟原生态壁画、雕塑、乐谱与现代再创造或再生的敦煌舞台、影视、雕塑、绘画、工艺和城市景观艺术的合称。由于再生的敦煌舞台艺术出现较晚（1979年《丝路花雨》首演之后），21世纪前的敦煌学又以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研究对象，因而再生的敦煌艺术都在其研究视域之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向达、常书鸿、潘洁兹、阎文儒、金维诺、任二北、阴法鲁、段文杰等前辈学者对敦煌艺术的探讨中得到证实。现有的有关敦煌和敦煌学的辞书，也都未将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研究纳入其中①。原因很简单，最早的关于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的说法，始于2004年我们的《美学敦煌》栏目②。本世纪以来，国内从理论高度研究敦煌美学的专著有易存国的《敦煌艺术美学》（2005）和穆纪光的《敦煌艺术哲学》（2007），但均未探讨敦煌艺术再生或再创造的问题。资华筠主编的《影响世界的中国乐舞》（2003）中有数十字提到当代敦煌乐舞对日本乐舞的影响，但未能从再生艺术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加以论述。目前尚未检索到国外敦煌学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国内有关《千手观音》的版权纠纷和敦煌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敦煌系列乐舞在国际演出的反响等报道很多，但都尚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而敦煌艺术的深厚底蕴和重大意义却只有通过对现代敦煌艺术在国外传播的研究，尤其是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加以研究才能得到真正彰显。为此，我们在2004年以来发表了两组《美学敦煌》的专栏系列论文，专门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重点研究敦煌艺术的再生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艺术再生问题？ 首先，它能够回答现实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全球化正在冲击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全球化与现代性被视为文化的单一模式化和民族性的消亡。但在当前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担忧和对现代性的恐惧中，为什么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民族性的敦煌再生艺术却以它独特的话语系统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大放光芒？这正在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重大课题。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探讨，集中彰显的是走出洞窟，走出古董的敦煌艺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意义和价值，它虽然来自于敦煌洞窟艺术，但已经超越了敦煌洞窟艺术，成为一个崭新的价值体系，因而必然超越敦煌学的现有思想境界，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其次，敦煌艺术从原生到再生，不仅仅是个艺术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也不仅仅是艺术的源与流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的革新、嬗变问题，是一个文化意义生成过程和审美价值增殖过程。如果以现成论观点孤立地看敦煌洞窟艺术，敦煌莫高窟只是一个重见天日的艺术宝库，是历史的产物，并没有更多的现代意义值得探讨。但如果从生成论的观点动态地看敦煌舞台艺术，那么，敦煌艺术却是一个全球化的后果，从而具有了更多的历史文化蕴含。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被无意中发现和随之而来的劫掠，虽然写下了民族文化的伤心史页，但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大，敦煌原生艺术与再生艺术相映生辉，敦煌洞窟艺术受到全球保护，敦煌再生艺术享誉全球，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的典范。正是从原生艺术到再生艺术的延展，我们看到，敦煌艺术既是民族传统艺术的典范，同时也是全球交往和全球化的产物，从而会使我们得到更多的关于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现代性等当前话语的有益启示，为我们利用全球化的高速通道进一步繁荣中国文艺找到了良好的契机。而这一点只有在敦煌再生艺术研究中才能凸显出来。 再次，敦煌艺术再生展示的是敦煌艺术的同化力，而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研究却在昭示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路径。敦煌洞窟艺术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同化力的标志，这已经从敦煌菩萨的性别演变到飞天的脱胎得到证明。而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的敦煌再生艺术，其意义不亚于海外孔子学院的建立。孔子学院是通过汉语教学来向国外传播中华文化的，而再生的敦煌艺术却是以舞台形象吸引人的，因而有着比孔子学院更直接的形象感染力。敦煌再生艺术与神舟飞船的高科技相比，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可以说，在外国人眼中敦煌艺术就是中国文化。新时期以来我国在乐舞方面培育出了像《丝路花雨》那样的艺术奇葩及其所开创的敦煌艺术系列，在国际和国内舞台演出1500多场，赢得了包括当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处在对立状态的国家的普遍高度赞赏，成为世界演出史上的“神话”。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敦煌舞派”，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和“20世纪经典”。日本等国排练、上演《丝路花雨》已有十数年的历史。还有敦煌系列文艺节目已经逾百，舞剧《大梦敦煌》申请入选国家大剧院永久保留节目等，都显示了敦煌艺术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艺术的再生在表面上看是对原生的敦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但再生的敦煌艺术的意义却并不仅仅在艺术领域，而是在创造了新的艺术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民族文化，甚至可以说展露了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曙光。再生的敦煌艺术在艺术形式方面出现了舞蹈、乐舞、影视、动漫、工艺等，种类繁多。在形象效应上，反弹琵琶、伎乐飞天等已经成为某省某市的名片，也成了中国的名片。在审美文化方面，它提升了人们的想象力和精神境界。从文化战略上讲，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范例和抵御全球化的桥头堡。从经济发展来看，成了地方文化产业的龙头。已经有数以百计的企事业单位和商标以敦煌和飞天冠名，如飞天剧场、飞天舞剧院、敦煌文艺出版社、丝路旅行社、飞天酒业、飞天种业、敦煌食坊等。敦煌艺术已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壁画、标志性雕塑，成为餐饮、娱乐、休闲、运动场所的装饰。总之，敦煌艺术正在或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研究敦煌艺术再生问题，就比传统的敦煌学有了更多的现实感，它能生动地展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力和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这是传统的敦煌学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