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现代性问题，在我们看来，实质上就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全球化推进和扩展的问题。欧洲现代性的确立和发展过程，可以从16世纪文艺复兴和17世纪新古典主义时代算起，16－17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而欧洲和西方的现代性的确立是18世纪的启蒙主义时代。启蒙主义时代确立的是“启蒙现代性”，它表征着欧洲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性质和特征，它建构了理性主义神话，科学技术神话和社会进步神话这样“三大神话”。但是，自从“启蒙现代性”确立伊始就暴露出它本身的内在弊病，因而必然地产生了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审美现代性”。从卢梭、康德、席勒等思想家、美学家开始的“审美现代性”，到19世纪末逐渐形成了现代主义的“审美现代性”，它反思和批判“启蒙现代性”。德国早期现象学的哲学和美学就是这种现代主义的“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针对西方和欧洲传统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以现象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和批判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神话、科学主义神话、社会进步神话，对文学艺术的研究由本质论转向意义论，由普遍有效论转向历史差异论，由主观合目的论转向符号形式论，由主观必然论转向主观偶然论，高扬文学艺术的“审美无功利性”、“审美自律性”和“审美反思性”，颠覆和解构启蒙现代性，起到了推动作用。德国早期现象学哲学和美学继新康德主义之后，进一步推进德国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型。然而，德国早期现象学哲学和美学，又与新康德主义不同，是以“面向实事本身”的世界观，“本质直观还原”的现象学方法，“回到生活世界”的历史解释学来反思和批判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神话、科学技术神话和社会进步神话，为现代文学思想的意义论、历史差异论、符号形式论、主观偶然论奠定了现象学的哲学和美学基础，对“审美无功利性”、“审美自律性”和“审美反思性”做出了现象学的解说。 一、现象学反思和批判“三大神话”与文学思想 现象学对于启蒙现代性所构建的“三大神话”，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不过是以现象学的独特方式进行的，即，以先验主体性的理性反思取代理性主义神话，以现象学还原后的“严格科学”颠覆科学主义神话，以目的论历史解释学消解社会进步神话，把德国和西方文学思想的探讨纳入现象学的“审美现代性”的思路之中，完全打破了西方传统文学思想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以及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倾向，推进了西方和德国文学思想的现代转向。 胡塞尔建立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哲学，就是要消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他在为《大英百科全书》所撰写的“现象学”条目之中明确地说：“‘现象学’标志着一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哲学中得以突破的新型描述方法以及从这种方法产生的先天科学，这种方法和这门科学的职能在于，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哲学提供原则性的工具并且通过它们始终一贯的影响使所有科学有可能进行一次方法上的变革。”“在现象学的系统的、从直观被给予性向抽象高度不断迈进的工作中，古代遗留下来的模糊的哲学立场对立，如理性主义（柏拉图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对立，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本体主义与先验主义的对立，心理主义与反心理主义的对立，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目的论与因果性的世界观的对立等等，这些对立都自身得以消解，同时不需要任何论证性的辩论艺术的帮助，不需要任何虚弱的努力和妥协。”① 由此可见，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是19－20世纪之交的一场哲学大变革，这场变革就是要消解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建立一种“严格科学”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胡塞尔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理性、科学和进步，而是反思和批判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而启蒙主义时代确立的理性主义神话、科学主义神话和社会进步神话。胡塞尔是为了挽救欧洲于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就是启蒙现代性的“三大神话”。他坚决反对以自然科学为蓝本的科学主义。他在《现象学的观念》之中说：“所有要求作为一门严肃科学的当代哲学，都认为一切科学，包括哲学，只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方法，这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这种信念完全符合十七世纪哲学的伟大传统，这种信念认为，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密科学作为方法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他认为，“哲学却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们使它与任何‘自然的’科学从原则上区别开来。”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② 所以我们可以说，胡塞尔是以现象学方法还原以后的“严格的科学”来取代了启蒙现代性的科学主义神话。 与此同时，胡塞尔认为，19－20世纪之交的欧洲哲学危机“这蕴涵地涉及整个理性问题的可能性和意义”，而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的质疑实质上就是使得欧洲失去了理性信念，所以，他反对实证主义，而要建立先验主体性的理性反思，来颠覆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神话，但同时又要保留真正的理性。他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之中指出：“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对理性信仰的崩溃，这可以被理解为类似古希腊人那里的可靠的知识（Episteme）与广泛流行的意见（Doxa）之间的对立。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为‘存有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这也就是说，理性刻画了自有哲学以来的‘真理’——‘自在的真理’——这个词和其相关的词‘存有者’——‘□νтω□ν’（‘真正的存有者’——之间的规范的关系。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menschliches Dasein）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所以，他认为“哲学和科学本来应该是揭示普遍的、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但是，18世纪启蒙主义时代的理性主义却是素朴的，甚至是荒谬的。胡塞尔认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以及它寻求获得欧洲人所需要的根基的方式，是素朴的。但是承认这种理性主义是素朴的，甚至是荒谬的（如果我们坚持前后一贯的思想）是否必然牺牲理性主义的真正的意义呢？”胡塞尔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虽然不赞同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神话，但是，他指出：“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我们的内在的个人的工作中的这种对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存有所负的完全个人的责任中，同时也承担着对整个人类的真正的存有的责任。人类真正的存有是追求理想目标（Telos），从根本上说，它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严格地说我们还是哲学家的话，才能被实现。”这就是他的现象学哲学，因为只有现象学哲学所进行的批判才能“批判地考虑什么是在哲学的目标和方法中的最根本的、原初的、本真的东西”。这就是现象学还原方法所要先验还原到的“先验主体性”。③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胡塞尔是要以先验主体性的理性反思来颠覆启蒙现代性的理性主义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