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4－0011－05 ［生态精神与美学、文艺学研究］ 特约主持人程相占 教授 在反思如何从环境美学走向公共行动时，我觉得我们需要化解一系列边界。通过化解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各种边界，我们可以促使美学在公共领域发挥重要而有意义的功能。 一、美学与环境 在哲学美学领域，许多思想家已经将注意力从艺术转向对于自然审美鉴赏的分析。尽管过去也有许多哲学家如康德曾经讨论过自然审美问题，但是，19世纪60年代末期标志着英美这种兴趣的苏醒，正如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的经典论文《当代美学及其对自然美的忽视》所表达的那样[1]。从那时起，环境美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哲学美学的一个领域。尽管艺术哲学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许多哲学家已经认识到理解自然世界审美体验的重要性，也认识到理解各种环境审美体验的重要性——环境混合着非人类与人类因素，如乡村景观。这种认识与另外一种更大的分支学科环境伦理学携手并进。总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对于环境的兴趣和新的自然美学，都是由当代全球环境危机促动的。 （一）超越风景模式 当前讨论的重要论题之一是拒斥自然审美鉴赏中的“风景”或“景观”模式。这种立场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如画运动（Picturesque movement）中有其理论渊源。在如画理论遗产支持下，当代审美实践将自然视为眼前展开的大地，而不是将自然体验为“环境”——在环境中，审美主体被自然客体、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包围着。 如画审美理论、景观设计和休闲实践无不强调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场。这种立场借助由艺术确立的标准来估价景观：景观被当作绘画来欣赏，克劳德玻璃（Claude glass）代表了对于自然的精确展示[2]。这种审美欣赏的基础不仅狭窄而且错误，它假定自然只有按照绘画范畴才能得以恰当地欣赏，似乎景观只是帆布上的二维固定图像。这种模式使审美欣赏变得贫乏，因为它只关注景观的如画性质，诸如颜色和设计的外貌。自然环境需要艺术品以外的其他欣赏框架。自然作为环境是三维的动态空间，具有多重感性特征。如画欣赏模式将感官注意仅仅限定在欣赏绘画时使用的视觉上，因而无法捕捉三维环境空间的丰富感性意蕴。在这种模式中，欣赏者成了自然“帆布”的外在观察者，而不是身处环境中的审美参与者。 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景观只有与艺术比照而构图时才具有审美价值。这种观念引起了如画理论中的一些伦理问题：它没有认识到自然具有独立于人类设计的欣赏价值，因而缺乏对于自然对象、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突出特征的尊重。依据如画观念进行设计的设计师对于自然缺乏基本同情，他们将自然视为杳无人迹的荒野，把自然当作私人财产一样从外部观看它[3]。只有在自然被人化之后的安全状态下，人们才会欣赏自然的不规则和混乱；而“人化”自然的方式要么是重新设计它，要么是将之视为艺术家的作品。 （二）新的环境美学 当代哲学家如罗纳德·赫伯恩、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齐藤百合子（Yuriko Saito）、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一直从事于倡导一种新的环境审美模式。这种模式认为，自然环境首要地并非被体验为“景色”，而是被体验为“环境”；身处环境“之内”的审美主体将自然欣赏为动态的、变化的和不断展开的。这种审美立场重视事物的多重感性特征，综合运用生态学知识、想像、激情，将自然理解为讲述着自身故事的新型自然[1]，[4]，[5]，[6]，[7]。当然，这种审美模式依然是人类中心的，也就是说，它依然是人类做出的审美判断。一种真正的环境审美将祛除人类主体的中心位置，将促成一种更加深入的、也可能是更加丰富而敏感的环境审美体验。 由于视觉美学和视觉标准在当前景观估价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上述哲学工作意义重大。当视觉特征是我们评估景观的重要准则时，它们仅仅构成了我们审美判断的一方面。而且，在规划语境中，视觉特征向来主宰着相关论争。这一习惯力量使环境的多种审美特征贬值，妨碍了对环境进行更加密切、更加亲近的审美欣赏。 二、主体与客体 上述新的环境审美立场有助于化解惯常的主客二元对立。审美中的主客二元对立植根于纯粹的视觉审美。在这种审美模式中，人与环境隔离而从一定距离之外来欣赏环境，自然被当作能够带来审美愉悦的风景而判断其审美价值。此时，审美主体是作为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出现的，主客二元对立由此得以强化。一些美学家已经批评了审美无利害性（aesthetic disinterestedness）观念，对此，二元对立、人与环境隔离也负有责任，我曾经在其他地方重新解释过无利害欣赏（disinterested appreciation），认为它与消极的或者保持距离的欣赏（distanced appreciation）并不相同[6]。通过强调审美体验中想象力和感知的积极方面，我们重新理解了无利害性如何在审美反应中发挥作用——它使我们集中感知，集中注意力。无利害性使审美主体深深地沉浸在审美环境中，通过积极的、集中的感知，环境潜在的审美维度得以打开，散乱事物的审美特征也由此得以强化。 阿诺德·伯林特提出的“融合美学”（an aesthetics of engagement）既与艺术相关，也与环境相关。它拒斥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身体的二元对立[4]，[8]。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美学，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现象学中的身体－主体观念，都支持着伯林特的理论。对于发展一种真正的环境审美，伯林特的观点非常重要。尽管需要打破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但是，与伯林特不同，我并不同意在深层的整体意义上，人与自然环境是潜在一体的（或者，用深层生态学的术语，是“一”）。特别是，人类主体并没有消失在审美对象／环境中，审美对象／环境也并没有消失在审美主体中。更确切地说，当审美主体积极地融合于自然或文化环境之中时，他们也还保留着其身份，保留着他们作为欣赏者的人类特性。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自然整体有其自身的生命，按照不同于人类生命和人类价值的方式发挥着功能、展示着生命样式。否则，上述理论假设将导致将自然被人类主体据为己有[9]。也就是说，假设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将会导致我们不尊重自然整体和生态系统。而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差异和连续性，审美判断潜在的与伦理意识以尊重自然的方式合并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