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界说和对象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思想，在《赖斐尔》、《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教育独立议》、《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章中，都有所发挥。而他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的讲演词，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的《以美育代宗教说》①，最为著名也最有代表性，是他美育论著中的经典之作，社会影响很大。在这篇文章中，蔡元培说宗教利用艺术“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还说宗教以各种艺术“为美术作用，故能引人入胜”。由此他认为不能使美育附丽于宗教，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蔡元培一生提倡科学和美育，他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立足于此，体现了一种良好愿望：发挥美育功能，符合现实利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改善社会精神生活。然而这种愿望又未免脱离社会实际，更没有看到美育，艺术与宗教之间本质的和功能的区别，因此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正因为如此，以美育代宗教说虽然具有改造社会现实、促进思想解放、提升精神境界的进步意义，却又带有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内在缺陷，必然引起当时思想学术界的震动，并产生富于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论争。 杨鸿烈在《驳以美育代宗教说》② 一文中，说蔡元培的文章“立论却有些疏忽的地方，既没有替美育定一个明了具体完全的界说，又没有指示出宗教与美区别的地方，只是说了些知识作用，意志作用和感情作用附丽于宗教，而美育的普遍无人我的感情之陶养，就足以代替宗教。因此一般人附会盲从，甚至于把美学美育、艺术都当做一样的意思，岂不令人好笑！” 他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美育定义：“凡以美的理论、方法、制作品，用来陶冶美的情操，就是美育。”他认为国外学者豪恩著的《心理原理的教育学》中下的美育定义“精确完备”：“美育的意思是培养美的趣味，发展一切存在美的感觉，结果到美的享受，批判的赏鉴，有时还能创造美，为艺术的制造者。”至于宗教，他根据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观点：“所谓宗教的，都是以超绝于知识，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他又根据法国学者莫勒在《宗教学导言》中的观点，认为“宗教是一个勉强的用力，拿来解释那些不可解释的事物和满足那些不可满足的热望”。由此出发，他认为美育和宗教不是一回事，美育是不能代替宗教的。 北京大学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关于以美育代宗教说的论争必然受到广大师生的关注。在反映社会思潮为主的《新潮》杂志上，有《罗家伦论美育——罗家伦致熊子真》③ 的信，说“蔡元培所谓可代之宗教，即指近日形式之宗教而言，至于信仰心的永久存在，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他认为大家论争时没有把形式宗教和信仰心区别开来，以致发生纠缠，怀疑不决。他说“拥护宗教的以信仰心为护符，甚至于说到现在的形式宗教，也是至高无俦，永久不变；反对宗教的因鉴于现在形式宗教之流毒，并信仰心一并否认——这都是由于把‘宗教’——指形式宗教——和信仰心没有分清楚的缘故。”他认为世界上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是没有宗教的，不但没有宗教，而且是极力反对宗教的，但是他们的生活何曾不高尚？他们的行动何曾不有意识？他们的思想何曾不合理？他们当大难临头的时候何曾不是“至死不变其操”？他们所能做的，非宗教家所能及。为此，他觉得形式宗教是可以没有的，信仰心是不可没有的，而各人的信仰心就是各人的主张，一个人不能没有主张，不能没有信仰心。他举例说，苏格拉底、伽利略、蔡元培都是有信仰的人。在他看来，各人对于真理的信仰就是各人自己的宗教。中国人对于真正宗教的观念，是不曾明了的。宗教是信仰心的一种表现，而不是唯一的表现。他对于宗教的界说是：各人的主张为完成个人自由的发展，增进人类全体的幸福而发展的，就是各人的宗教。 五四时期和《新潮》齐名的《少年中国》杂志曾辟宗教问题号④，其中刘伯明的一篇文章通过宗教和艺术的比较，认为它们对象不同，艺术不能代替宗教。他说蔡元培、王星拱等只知道艺术可以调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但艺术如何可满足求而不得的欲望，他们没说出来，因为他们不晓得宗教的本体。他认为人是富于想象的动物，当求而不得时借艺术的想象，可为满足欲望的暂时代替品（如文学、图画，雕刻、音乐之类）。但是此种满足仅为普通的欲望，而宗教可满足的尚不止于此。至于美术，还有所谓“理想化”、“宗教化”的美术，如希腊艺术即宗教艺术，所雕刻的石像，为理想人的代表，为希腊民族精神所寄托，已脱离现实而为宗教化的描写，因而引起崇拜的思想。近于宗教的艺术颇多，如近代圣母抱子图，为一切为母者所崇拜。又如庙宇之飞檐，表示人的精神，有飞升之意。风铃，喻天乐，有和谐之美。其他一切宗教的音乐，都有精神飞越于理想世界的表示，这都是宗教化的艺术，可以调和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可以如蔡元培所想的代替宗教了。刘伯明认为，如果说欣赏普通的画图与音乐之类，能代替宗教，“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宗教有精神世界做他的对象，为一般普通艺术没有，如何能代替呢？反言之，能代替宗教的艺术，除非是艺术受了宗教化不可。 此外，吕澄也在《时事新报》上说艺术的极致是认明各个分离独立的我，宗教的极致是舍去一切我的执着。一是人生的正面，一是人生的反面，人生也只有这两面。他不赞同以美育代宗教说就是这个理由。 二、异同与范围 反对以美育代宗教说者，大都认为此说比较笼统或简单，没有区别美育或美、艺术与宗教的异同，没有指出二者范围的大小。如杨鸿烈在《驳以美育代宗教说》⑤ 中，指出蔡元培及其拥护者的观点，对于美育与宗教的本质是“有见于同，无见于异”，“分不出二者范围上的大小”。他举出西方美学家哈托孟的意见：“宗教是人类对宇宙绝对本体的关系，这本体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又是它进行的究竟目的。宗教是人类所以超越有限有障碍的现象存在，而复归于精神生活的根本，所以信仰是人文发达最终又最强的动机”。杨鸿烈按照这个观点，说美与宗教虽都是满足感情的自由的要求，而实际上美之所以为美，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有歧异高下之处。“要是拿美来代替宗教便是拿有感觉对境之美而代与感觉绝缘的宗教，是有点牵强不合拍奏”。他又举出哈托孟关于美的价值的意见：“凡一切价值，均以适于大宇宙的究竟目的与否为断。能补哲学宗教之所不及的，即便是美。即于一方连结现象世界于其根本的超绝世界，而于他方则于感觉上表现全分之一致，以暗示差别世界与绝对世界之不难融合，以巩固人类的信仰与希望，这是美与人生世界所贡献的最高效果”。他由此认为，“美又是补哲学宗教之所不及，那么宗教和美的范围是有大小的不同了。如何能代替呢？”这就是他从美和宗教的异同及其范围来否认以美育代宗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