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治学特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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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益阳师专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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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199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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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谷城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在教学的同时著书立说,“纵论古今,横说中外”,一生著述甚丰,专著10余种,论文200余篇。他治学可谓学域广阔,兼涉史学、教育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且持论通辟,坚于求真,自创新说,成一家之言。

      就其求学与治学活动而言,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1898至1920年底的求学阶段;1921至1930年秋的教书、参加大革命以及卖文译书为生的阶段;1930至1942年的教学与科研并行、政治与学术并进的阶段;1942至1949年的潜心史学教学与研究但又投身现实政治斗争的阶段;1950年至今的“老来犹有冲天劲,学府文坛作战场”的阶段。本文限于篇幅,对其治学活动不作具体分析。而综观其数十年艰苦的探索与追求,已形成严谨的治学方法,使其治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此,本文拟作深入论析。

      注重打好雄厚的知识基础,注重知识的积累,这是周谷城治学的第一个突出特色。少时的周谷城读书很自觉,很刻苦,特别注重打好基础。6至9岁,他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还读完了《四书》、《五经》,大多能理解背诵。为了了解世界,学习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他刻苦学习英语,在省立一中读书时,外国人来校演讲,他不仅认真听,还常常在自习室模仿其腔调,学得维妙维肖,同学们赐他以“洋文大家”之称。他还在同学中组织英语学会,自任会长。求学期间,他还选读了许多西方名著。他曾利用一个暑假蛮读了英文本《迈尔通史》,最初只懂五六成,书读完时,看其它英文西史时,竟全然懂得。这种“蛮读”法也是他读中国古籍的一个方法。在省立一中求学期间,他自学了《十子全书》,对《老子》、《庄子》等书兴趣犹浓。他对这些书钻得很深,这既了解了书中的思想观点,又活跃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高师后,更加努力学习新文化、新学说。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书报,特别喜欢阅读《新青年》及该刊介绍的马列主义丛书,同时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的书,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贫困的哲学》等,还阅读了西洋哲学书籍,如杜威、罗素、柏格森、詹姆士等人的著作。他通过认真思考后,倾向马克思主义。1921年,他在湖南一师教书时,就认真研读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资本论》原著。由于年青时期的周谷城注意打好知识基础,注意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支持农民运动,写出了《论租谷》等文章,还出版了《农村社会新论》一书,在当时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总之,认真读书,打好基础,这是周谷城之所以博大精深、学识渊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学习方法。

      独立深思,不人云亦云,不妄发议论,力求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是周谷城在治学中特别坚持的一个原则。青年时期的周谷城就特别反感那种不学无术,不作研究,不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做法。如他在早年发表的《教育新论》中提出今后中国教育改造的方针时,就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观察、分析此问题,而得出如下结论:(一)全国人民应有受教育权。(二)凡受教育者皆为有用人才。(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他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必在政治问题彻底解决时,始能有彻底之解决。寥寥数语,把中国教育改造之方针问题说得非常透彻。周谷城研究史学,更强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撰写的《历史完形论》,可说通篇都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他不同意蔡元培先生“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史料当历史,史学家只能“把史料当寻找历史的指路碑及历史的代表。”“片断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又如他对纪传编年本末三体史书体例的评说,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指出纪传体不适宜于编著通史,因为它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如“楚汉之争”,本是一事,参加此事的主要动力为楚汉。而《史记》不以整个的“争”为叙述之对象,而将其分述于《高帝本纪》和《项羽本纪》之内,故纪传体史书只适合保存史料,不能作为通史。他对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曾予以中肯评价,认为此书较纪传编年各体史书为优,特别是它有二个长处尤为突出,第一是比较地接近了人类过去之活动。史不是虚空的时间,不是独立的人物,而是人物在时间上的“活动”。《通鉴纪事本末》不为人物所拘,不为时间所拘,而以个别的事情为叙述之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第二,该书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处较少。但它也明显有三个缺点:一是事情与事情间或篇与篇间没有联系;二是每一事情之内,或每一篇之内没有分析;三是此书未能充分表现人类过去之活动。在《历史完形论》这篇重要的史学论著中,周谷城最后得出的结论为:“治历史而亦着重分析工夫,却不是为分析而分析;目的只在将人类过去活动之全体或历史自身之全体分析为许多因素,寻出这许多因素间必然不可移易之关系,从而了解此全体”。这段话虽说是周谷城30年代的主要史学论点,但它对我们今天治史仍有启示作用。在周谷城其它研究论著中,我们只要稍加注意,都可见到这位大学问家对一些问题的深刻见地。如他阐述史学与美学的关系,说“历史家从现实中抽出规律,组成理论,以为理想,艺术家从现实中捉住感情,造成艺术品,以为理想。历史家的理想是指导人的,艺术家的理想是感动人的,然而都是载道的,都推动斗争,使不断前进”。这些话都是颇有思想见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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