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作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论既具开拓进步的积极意义，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局限。胡适关于学生学问素质的培植、良好习惯的养成、注重才性发展、强调工具训练、联系社会实际与生活实践、学生团体生活、自治能力、民主管理以及学生知识准备、个性价值、奋斗精神、社会责任感等一系列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教育理论探索与教育实践改革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胡适非常注重生活教育，这方面颇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胡适曾介绍杜威教育哲学的根本观念是“教育即生活”。杜威有两大主张：“(1)学校自身须是一种社会的生活，须有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种种条件。(2)学校里的学业须要和学校外的生活联贯一气。”（《实验主义》）胡适不但接受了杜威这一教育思想，而且从积极方面加以阐述运用。他强调“注重生活教育”，但不把教育简单等同于生活，学校教育要有其自身特点。他强调的是学校教育必须面向社会生活，注意联系实际。胡适曾尖锐批评过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所以学校只管多，教育只管兴，社会上的工人、伙计、帐房、警察、兵士、农夫，却无干系，还只是用没受过教育的人。社会所需要的是做事的人才，学堂造成的是不会做事、不肯做事的人，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归国杂感》）教育必须联系生活实践，适应社会需要，特别是适应新文化、新思潮激荡之下的社会发展需要，适应新的人生价值观指导下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他曾告诫儿子“学社会科学的人，应当到内地去看看人民的生活实况”。 胡适认为：“求学是学生第一事”，要求学生以学问生活为主。胡适所说的学问生活，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也不是背书抄讲义的死读书。胡适认为，课堂生活主要是传授知识技能，学生必须注重观察事实与调查事实，养成观察调查的习惯，把书本知识与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落实好“科学训练的第一步”，再进一步“极力谋学科程度的提高”。这样学到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才牢固可靠，才有用处。至于人格操行的培养和生活能力的训练则需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而课外则尤为重要。他认为“课堂以外的生活，才是做人的训练。凡游戏、社交、开会、竞赛、选举、自治、互助、旅行、做团体生活……等等，才是训练做人的机会”。认为这些“都是旧日学堂书院所无”，因而也正是新教育区别于旧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 同时，胡适又认为书本知识和学校组织的课内课外训练固然重要，但仍然是不够的，还须有实际的知识，书本知识须能运用于实际，在实践中操作。因此，他认为要注重实际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即官能的训练，改变单一的书本、课本知识来源。胡适又提倡学生养成独立自学的习惯，不要过于依赖教师和课堂。通过独立的自学，努力发现自己的兴趣与才性所近的学科，尽力发挥自己天才潜力的方面。他主张，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不应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升级或应付功课上。胡适坚持认为，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更不是为了获文凭，而是为了应付现实生活与复杂的人生境遇，为了追求更多的知识，获得最多的能力以便于将来能够从事创造性的劳动，为社会作出独立的积极的贡献。由此，他认为学生在入大学选择科系，或毕业选择职业的时候，都应当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与特长，而不应只考虑别人的需要或职业出路等问题。他说：读书做学问“不要着眼到将来的职业，不要趋时髦，要看清楚自己宜于做什么，才去学什么。”他认为，如果不考虑个人的兴趣与特长，全凭社会上时髦流行去选择自己的专业或职业，结果很可能是“在一个行业里多了一个饭桶，而在另一行里失掉了一个天才”。学非所用，用非所长于自己于社会都无益处。 关于人才培养和学校具体的读书求知，他要求学生既要“博”又要“精”，所谓“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胡适不提倡死读书，反对注入式。他认为旧教育的那种“注入式的教授，自不容于当代的新潮流”。他教导学生养成主动求索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不盲从，不受欺骗，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用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他的教学方法突出了四种手段：一、注重自修。教员在讲堂上只作必要的解释补充与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等等。二、讨论和竞赛。学生自己预备，自己操作，教员稍后指导。三、讲演和辩论。因为“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四、比较和批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知识内容的比较与表现形态的比较（外国的与中国的、古代的与现代的），让学生作出自己的判断选择与学问批评。胡适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与创造性，引导学生自觉投入教学过程，这种教育思想与手段无疑有较大的进步意义，在今天仍不失参考价值。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训练学生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实际能力，成为适应现代生活的一代新人。胡适十分强调培养学生运用工具的能力，认为青年学生要想将来有大成就，于社会有大贡献，求学时代便应该注重“工具”的能力培养。在一次对中学校长谈话时，他表示不赞成中学课程太繁琐，而应该突出“工具”的训练。第一种工具无疑是语言文字，他说：“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在中学里不仅应该学好本国的语言文字，最好能多学一、二种外国的语言文字。它是就业升学的钥匙，能为我们打开知识的门。多学习一种语言，等于开辟一个新的花园，新的世界。”他告诫青年，在青年时期没有把语言文字这一关过好，以后势必会遇到学问上事业上的大障碍，过了青年时期，就很难学好并掌握外国语。第二种工具是科学的基本知识，他告诫学生“数学是自然科学的钥匙，如果不能把这个重要的钥匙——数学，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矿物学、植物学等，在中学时期学好，则不能求得新的知识。所以中学时期最重要，是把这些基本知识弄好。”（《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在胡适看来，凡是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获取新的知识进而获取新的能力的东西，都具有“工具”的意义。他劝告学生一方面必须学会熟练运用各种基本工具，另一方面，在每一学习领域中，都要善于从工具的角度来看待所学的课程，看待学习的内容，提高兴趣，加深领会的程度。这无疑是引导学生步入自觉的求知境界的有效手段，这可贵的教育经验是历久而弥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