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4-0141-05 2008年以来,国内理论界的广大专家和学者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学术兴趣,紧密围绕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重点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正处》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毛泽东的价值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四个方面的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奠基人、开拓者,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关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仍然是2008年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徐素华认为,艾思奇、毛泽东从共同的时代需要出发,根据各自的身份和立场,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他们当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论述,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新创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1]在分析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因时,何云峰指出,毛泽东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其与时俱进的宝贵品格、开拓创新的非凡勇气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弘扬的可贵精神。[2]此外,周连顺归纳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条基本途径:一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党员和干部,提高全党理论水平;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答中国社会历史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经验,积极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成熟;四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3]金怡顺还总结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的三个特点: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一种“体”和“用”的关系。二者关系中的所谓“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实际,它是主体和主导;“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从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武器。二是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时候要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应用,必须使之成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4] 对于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的文化根源,学术界进行了较多的关注。解秋风分别从知行学说与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的提出、尚贤用能与党的干部路线、德治与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修养、《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等五个方面说明了毛泽东思想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是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5]程林辉指出,儒家人生哲学是毛泽东人生哲学形成的最丰厚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成圣成贤的人生理想、傲然独立的人格气节、自强不息的人生精神、强烈深沉的忧患意识,对毛泽东一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但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继承的层面,而是用马克思主义对之进行批判性改造,最终远远超越了儒家人生哲学。[6]有些学者还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湖湘文化根源。例如,郭凤莲从毛泽东身上体现出来的大本大源的历史智慧和经世致用的爱国热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躬行探索的创业精神、豪迈叛逆的自由个性和舍我其谁的自信品格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7]薛学共分析了湖湘军事文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并指出,湖湘文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形成的最主要的和最直接的思想文化渊源。[8]王连花还分析了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并认为,杨昌济的“中西融合论”的文化观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青年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杨昌济的这种文化观,并成为他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9] 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学术界也有较多的研究。熊启珍撰文指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阐明了它的基本内涵、基本要求以及基本方法,并率先开始了“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从而启动了新一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开始了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毛泽东的探索是奠基性的,但“第二次结合”没有能够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实现。毛泽东用他毕生的实践留给我们宝贵的经验——实事求是,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关键。[10]苏志宏还追溯并梳理了传统实事求是范畴的内涵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特征,分析了毛泽东在将其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时所处的历史境遇,所运用的方法、路径及其具体着眼点。他强调指出,实事求是范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发现了自身现代化的渠道,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身中国化的途径。探索实事求是观自身的发展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