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4-0029-05 毛泽东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实则关乎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建构、以什么为基础建构、为何要如此建构的问题。新诗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新诗作为民族叙事和国家想象的方式，正反映了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毛泽东的新诗观则是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 （一） 文化认同或身份在当代文化论述中是一个热门话题。它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理解，“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1]。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华民族的救亡与复兴成为中国政治和文化压倒一切的主题。民族身份的凸现，与“救亡危机”的到来有极大关系。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在侵略以实现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愿望，以及共同拯救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的极为特殊的中国现实。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民族国家认同被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文学也随之转向表现时代共同关注的主题，那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与解放。由是，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兴起，成为了民族文化身份现代建构的强大基础。 在任何时代，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整和发展都是一项重大的工程。毛泽东不但在政治上探索了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民族解放之路，而且也在文化上践行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构。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2]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致力于寻求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发展方向与道路。由于新中国诞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语境下，其特殊在于，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思想启蒙”与“民族救亡”始终是同步发生的。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从“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语言革新开始，批判和颠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中，以激烈而迅猛的方式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传承，而西方学术文化的大量涌入，更以强烈的势头遮蔽甚至取代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在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与“全盘性的反传统”文化洗礼之后，民族主义自然成为最具号召力的一面旗帜。而现代民族国家则成了确立民族自我归属的强大的意义来源。 而现代民族国家创建的过程，实际上是“如何把一块既不是岛屿也不是半岛，也无法在地理上自成一个单位的地表小碎片，提升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国家，最终更成为人民的父祖之国”[3]的过程。一个崭新国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为根基的，因此，要创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首先需要重建新的民族性，“民族性作为民族存在的根本属性，强化的是新民、国民性、民族精神、民族解放等或启蒙或救亡的主体内容”[4]。是对民族文化个性和文化特性的坚守。而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更是构建民族文化身份最切实的保证。具体到毛泽东新诗观的民族化问题，则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诗理论自身的自我确认、自我建构，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民族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民族性立足于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的认同，突出自身文化现实实践的特殊性，也就是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重建民族自我。 （二） 任何民族民众之间相互联结凭借的是民族国家这一意象，文学艺术等则是传达这种意象不可或缺的媒介。“2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出于维护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团结力量的需要，文学从对国民性的批判转向对民族性的维护。文学负载着民族解放革命的使命，民族性、民族精神是最根本的政治和文学尺度。30年代，抗日战争把民族性提上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利用老百姓所熟悉的旧形式、民族形式，既动员抗日又以之来凝聚一个民族的集体荣辱感，成为政治和文学两大力量的重心所在。”[5]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联结作用则更为突出。它成了激发民族意识，凝聚民心，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担负着构建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使命。而古老中国的诗学观念，已经难以承载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必须找寻新的出路。而新诗出路与方向的讨论作为重建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途径，便应运而生。毛泽东新诗观也正是在这些问题和关系中生长起来的，并以这些问题和关系作为实施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方式。毛泽东的新诗观也因此成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方案”，一个“策略”。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借“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展开了富强独立的民族国家想象，强调必须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取代“洋八股”，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毛泽东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精神实质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科学继承而不是简单地回归，是对民族审美特点的阐扬而不是回到民间文艺本身，由之引出的“民族形式”这一概念，实质上则是其所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重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高度，重申“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毛泽东强调“民族形式”即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这里，毛泽东的“民族形式”，既有作为体式的纯粹形式的含义，也有作为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