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 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9)03-0027-06 一 20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邓小平文艺政治学初论》的文章，事过十余年后，我发现文艺政治学这个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了。不久前中华美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围绕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讨论。我想，文艺是个极大的领域，这个领域之大可以和生活本身相比。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层面研究文艺，包括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几何学、数学，当然也可以是政治学。而且，比较起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要紧密与重要得多。在当今，在经济危机席卷整个世界、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又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尤其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文艺政治学，顾名思义就是立足于政治，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当作核心论题，研究政治如何制约和影响文艺，文艺又如何干预和超越政治的一门学问。文艺政治学，应该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文论有个“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传统，所谓“道”对于儒家来说，是人伦之道，对于道家来说，是自然之道。被视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人伦之道，也是自然之道。这里就包含了作为君、臣、父、子的文艺家与其他人政治和伦理的关系。《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文学著作，孔子是第一个对它进行过整理和评论的人。他给我们留下的一句话就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这无疑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谈的。从汉代起，历代王朝大都设立了主管诗歌、音乐、绘画的机构，用以了解和疏导民情，粉饰和宣扬自己的政绩。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徽宗、李后主、清乾隆等一些有作为的帝王不仅热切关注文艺的政治功用，而且自己就是作家或艺术家。西方的情况与此类似。第一部系统谈论文艺的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姊妹篇《法律》就曾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对希腊史诗与悲剧的评论显然是立足于政治。接着，亚里士多德写了一部书叫《政治学》，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音乐在净化人们心灵和形成合理的城邦政治秩序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把人界定为“政治动物”，认为人天生有社交性，人通过社会交往，结合为家庭、村社、城邦，人的本质和最高境界是“至善”，而至善只能在城邦国家中实现。这样一种思想为后来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与文艺家接受了。即便是相反主张人天生有攻击性，人和人就是“狼与狼”的关系的霍布斯等也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为人的本性。政治因此在人们的理解中，成为了人的一种内在机制，一种原始情结，一种无意识的欲求。所以，无论是对于政治家或文艺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来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我们看到，从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11世纪法国萨洛林王朝、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17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宫廷，直到美国开国初期几位总统华盛顿、林肯、杰弗逊等的周边都集聚了一大批文艺家，这些文艺家为那个时代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做出了为人们所公认的重要的贡献。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文艺学的问题的提出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形成以后，也就是政治成为阶级的政治之后。无产阶级为了摧毁强大的资产阶级统治，需要有一种高度的阶级自觉，需要调动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包括文学艺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的论述，关于文艺要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现实的论述回应了时代的这一要求，第一次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后，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梅林、卢森堡、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都把文艺与政治、与阶级、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关系作为立论的基点，对艺术的本质和起源、欧洲文化和艺术史、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以及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重新进行了解读和评论。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同时提到了日程上，列宁在百忙中抽空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一面镜子》等文章，明确把文艺放置在从属于政治的地位上，认为如果革命（政治）是一架运转着的机器，那么文艺就是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其后，中国、越南、朝鲜、东欧各国以及古巴先后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与俄国同样的问题，而且由于这些国家社会和经济状况相对落后得多，启蒙的任务更为复杂和艰巨，文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受到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更多的关注，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胡志明、金日成、齐奥塞斯库、日夫科夫②等都有过许多相关的论述。 第一，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历史传统；第二，文艺与政治关系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所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为它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历史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解决积累了大量问题和经验，列宁、毛泽东等立足于这些问题和经验，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了阐发与论证，于是形成了我们今天讲的文艺政治学。 二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述中对文艺政治学做了最为经典的表述。 毛泽东阐释和确立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念，科学地论证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论》有这样一段话：“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419这里讲的文化，指的是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观念形态的文化，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说道：“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从属于政治，但反转过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2]822-823。这些话明白地告诉我们，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基础不是人性，无论是交往性还是攻击性，政治不是社会契约；政治的基础是经济，政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定水平的产物，确切地说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它的物化形式——党派、政权、国家）表现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本质和使命就是变革或维护已有的生产关系，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的范围内是可以通过调整、改革的手段加以解决的，但是，当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旧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当旧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容纳新的生产力的时候，政治就要分化为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政治和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政治，而且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一旦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政治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就要彻底革除旧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些话还告诉我们，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物质存在，它们不仅直接影响着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着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而成为一切文化和文艺赖以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文化和文艺同样属于上层建筑，但这是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经济和政治在人们头脑里反映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没有可以超离阶级的人，因此，也不可能有超离阶级的文化和文艺。文化和文艺一经形成就要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但与政治的作用不同，是采取了观念的形式。即通过将经济与政治的物质现实转化为观念，并以熏陶、感染、教育、鼓动的方式作用于观念，从而影响和造就作为经济与政治的主体的人。除非形成了自身特定的市场，文化和文艺一般不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在它与经济之间政治充当了不折不扣的中介。文化和文艺只有在成为政治的组成部分，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条件下，才能真正介入到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因为这个原因，政治总是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而文化和文艺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