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4-0012-06 在百年中国思想史上，大概没有哪一个词汇能够像“民主”那样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和钟情的了。的确，凡是不满意中国现实并力主改革的思想家，无不将民主悬为政治改造鹄的，无不期望中国早日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因而晚近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始终与西方思想和制度相呼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因素也就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民主走向。作为西化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政治领袖，毛泽东思想轨迹不能不受西方民主的影响。探讨其一生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进程，厘清毛泽东究竟是如何认识并扬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因素，无疑对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同时代政治领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价值判断——短暂的思想启蒙 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滥觞应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这一段历史时期。自1840年以降，中国的历史实践就不断被各种西方因素嵌入或浸润，各种包含西方民主碎片的经济、政治思想陆续流入中国，并对中国的历史实践产生一定影响。这种思想的传入和影响到“五四”前后达至高潮。由于政权更迭、儒家权威崩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出现真空，西方先进思想加速传入，而民国政治的混乱，也促使国人更深层次地反思晚近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得失，希图更全面的突破。在救亡大旗的召唤下，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着眼于人性的解放和思想的启蒙，希求通过民主政治内在精神即“民权平等”、“主权属于人民”之类民主理念的探讨，以此作为接纳西方政治制度的先导，从而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同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也将民国政局纷乱的原因归结为国民思想的愚昧。“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1]305。曾经着力研读大量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并沉浸于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毛泽东很自然地将目光放在哲学伦理学上。“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86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非普及哲学不可”，“今日变法……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才是“大本大源”，在毛泽东的脑海中，这“大本大源”也就是“思想道德”，所以，“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则沛乎不可御矣”[1]85-86。 与《新青年》强调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权利相同，毛泽东所强调的“思想道德”也是建立在个体（“我”）的基础上。“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而即使世界上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1]147-148所以，道德并非来自社会、历史等任何外在标准、规范或律令，而只来自于个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可见，毛泽东认可个人的解放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个人的“无上之价值”何在呢？就在“实现自我”：“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虽然此时毛泽东并不清楚“实现自我”的最终为何，“人类究竟之目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然而就当下而言，改造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治即为最现实的目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89所谓“大同”者，此时在毛泽东的眼中则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所体现出来的“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善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1]454等等。他初步认识到具备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和自由、独立、平等等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开放、进取、创新等行为品格和社会心理的国民才是西方富强的真正社会基础，社会改革的途径必由个人的“实现自我”开始。 既然“实现自我”的目标已经确立，那么又该怎么做呢？新文化运动将矛头指向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希望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取代中国的传统道德，从而确立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深信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的毛泽东，借助赵五贞因被逼出嫁、轿中自刎这一社会事件在长沙发动思想运动，揭露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度，抨击吃人的旧礼教、旧道德。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将目光仅仅停留于此，素有“实践家”之称的毛泽东不愿将自己局限在单纯的哲学思考上，他无意也没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实体做进一步的探究，而将目光转向了现实斗争，转向了阻碍国民实行民主权利的强权上。通过对西方民主制度建立过程的考量，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而“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1]293对于打倒这些强权的方法，他寄希望于“民众的大联合”。“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1]339。在毛泽东的眼中，近代国家的政治多为不同强权的联合所把持，所以才会陷入这样的境地。而民众要想争取自由和民主，必然要通过自己的联合来打破这种强权的联合。西方国家的近代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而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以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农民、学生、教员、妇女各界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以求得国家的最终独立和富强。然而设想是美妙的，现实却永远是残酷的。作为“民主大联合”思想现实化的“湖南自立运动”在政治搏斗中迅速枯萎。毛泽东通过个人“自我实现”求得政治改良一途似乎走到了绝路，“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1]548。现实斗争的残酷容不得个人觉悟的时间和空间。恰逢其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苏俄革命的成功给了陷入思想困境的毛泽东新的光明。个人觉醒失败了，大社会的革命改造却可以成功。怀着强烈救亡意识的毛泽东迅速地接受了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2]600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脱离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