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在领导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新道路的过程中逐渐偏离正确轨道而走向失误。对于晚年毛泽东的失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本文拟以《决议》对晚年毛泽东错误的分析和评价为前提，对其晚年失误的特点和原因作一梳理和分析，以期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和深刻教训。本文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界定是指毛泽东在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1956-1976)所犯的“左”倾错误。 一 晚年毛泽东失误的特点 根据《决议》的基本精神，梳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轨迹和错误，可以看出以下主要特点。 首先，晚年毛泽东的失误具有连续性，直到他老人家去世，始终未能纠正。 晚年毛泽东的“左”倾失误肇始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又导致了政治上、理论上的一系列严重失误，致使毛泽东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和对国内阶级状况的正确分析。第二个失误是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以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经验进行经济建设，并试图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后果。第三个失误是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所谓“反党集团”的批判，把阶级斗争从党外进入了党内。第四个失误是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把人们对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的反思和纠正斥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并进一步断言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矛盾仍是主要矛盾，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第五个失误是发动了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并在他人生的最后时期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从上述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轨迹来看，可以看出其连续性和继起性。 第二，晚年毛泽东的失误大体上都是从纠“左”开始而以反右告终。 第一个逆转是从整风到反右。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其初衷是要以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为鉴戒，通过开展一场全党整风运动，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1957年春天，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和座谈会上大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提出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打消了人们对向党提意见说真话的顾虑。结果众所周知，由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开始到逆转为反右运动的扩大化，成了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个重大的失误。 第二个逆转是在经济建设上的从反冒进到大跃进。反右运动的另一个后果是使毛泽东更加相信1956年党内在经济建设上反冒进的纠“左”是错误的。此后毛泽东在一些讲话中不但改变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是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批评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另一方面，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在帮助党整风中对中共冒进思想的批评也刺激了毛泽东的进一步“左”倾。如张奚若批评党内骄傲情绪的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陈叔通希望中共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膨胀，先是轻率地发动大跃进，继之又在全国搞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第三个逆转是从庐山会议前的纠“左”，到错误批判彭德怀及此后的反右倾运动。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某些“左”的做法并开始加以纠正，他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讲了党内的主要锋芒是要反“左”。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安排当年和下一年的任务。但当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解决的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向毛泽东写信陈述己见的时候，则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庐山会议由此风云突变，又一次从纠“左”逆转为反右。庐山会议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四个逆转是从1960年冬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再一次反右倾，并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由于“左”错误的延续以及中苏关系恶化和自然灾害等因素，使我国发生了此后的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的困难和教训使毛泽东和全党逐渐清醒，从1960年冬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着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解决大跃进时期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恢复生产力。但当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前后，党内对出现困难形势原因的看法有分歧的时候，毛泽东又在此后不久的1962年8月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大批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又一次从纠“左”转向了反右，并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此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重新转向阶级斗争。“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