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原因 毛泽东晚年错误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现在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科学的，对阶级斗争的处理是得当的，慎重的，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反倒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确实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阶级关系、阶级斗争问题上，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但是，毛泽东一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与“左”的和右的错误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坚持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对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处理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路线。比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充分考虑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两面性，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一对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当作非对抗性的矛盾来处理，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1956年党的“八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后来认为这个表述不准确〉。《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十大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7年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简称《正处》），提出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向自然界开战，同时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规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党内和社会各团体内部的矛盾，提出并阐明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用来解决科学研究和艺术创作中的矛盾，以繁荣科学文化艺术。所有这些都说明，一直到《正处》的发表，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处置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到了全党中心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后，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却出了问题。这是值得深深地思考的。 应该说，我国的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讨论的。有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所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是因为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夸大了“敌”情，因而搞了扩大化。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夸大“敌”情呢？为什么在“敌”情严重时，他并没有夸大，相对来说，“敌”情不严重时他倒反而夸大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在人从国际背景找原因，说苏联变修了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他要安内防变，导致了扩大化。这似乎有些道理，但只是外因不可能引起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如此浓厚的兴趣，肯定还存在某种内因，使毛泽东“念念不忘”。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只承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要巩固、发展，还主要靠搞阶级斗争。这也是一种答案。但这里也会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只是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讲的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是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同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谁也没有讲过，要在无产阶级内部，在共产党内部划分阶级，搞党内的阶级斗争，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的前进，看来，这个答案也解决不了问题。 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因此，答案一定要联系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大背景来寻找。我认为，问题主要发生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既包含正确又包含错误，既有科学的部分又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当毛泽东把他的理想模式付诸实施时，或者因为有些人对这个模式不理解而实施不力，或者因为这个模式本身的问题而不可能完全变成现实，或者因为有人不完全同意这个模式而加以抵制，这种种原因使毛泽东的理想在实现过程中遇到了困难、阻力、障碍。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毛泽东往往不是检讨自己的理想模式存在的问题，而是把阻力、困难看成是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反抗、破坏。谁如果被怀疑为社会主义的“阻力”，谁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当毛泽东将寻找“阻力”的视线从党外转到党内以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就由党外发展到党内。1957年以后，毛泽东违背党的“八大”提出的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观点，就是这样产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从一般扩大化到严重扩大化，从党外的扩大化到党内的扩大化，原因概出于此。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可以写成这样的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阶级斗争。粗看起来，构成这个模式的各个要素并没有问题，这就说明这个模式具有科学成分。但结合实践具体分析一下各个要素，就会发现这个模式存在问题。就所有制来说，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这是合理的。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求建立纯粹的公有制，取消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表示过：尽管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了，只要社会需要，可以开设地下工厂私营工厂、投资公司等，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思想并未贯彻），并急于将集体所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济，急于将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坚持以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同时还需要个体经济以及其它经济成分来补充。毛泽东只要“主体”，不要“补充”，把对社会主义有益的“补充”，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实践已经明这不仅是有害的，而且是行不通的，行不通还得行，这就势必把一些人人为地推到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上去，当作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来打击。这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就已经出现，到了60年代前半期又有了发展（特别是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