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今天，研究这种探索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考察这种探索的成功经验和某些教训，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正确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项崭新的时代课题 1955年—1956年期间，中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条件下，一项崭新的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这就是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要探索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从现实、理论、历史相互关联的辩证考察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和处置。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533 第一，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2]853。 当时中国的实际是什么呢？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伟大著作中，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中国国情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和战略任务。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但是，这种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有其自身的特点，即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而且相适应的方面是主要的。因此，可以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这些矛盾。同时，毛泽东还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因此，“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771-772。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3]770。毛泽东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实际指的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当然要博采众长，“一切国家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3]798。但是，这种学习应当是有分析的。因此，“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们情况相适应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3]798。而且，这种学习是为了更好地有助于自己的创造，即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来。 要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应当从当时国际上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特别是应当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苏联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架起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东方民族革命连接的桥梁。同时，苏联在当时资本主义包围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作为欧洲反法西斯主力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但是，苏联几十年特别是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形成的社会主义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诸如：在经济建设上，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生产，而对农业和轻工业生产重视不够，以致重工业生产过重，农业和轻工业生产过轻，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能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得到相应的提高。在政治建设上，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辩证结合方面，存在着过分强调中央集权而忽视和削弱必要的地方分权的弊端。在科学、文化建设上，往往采取不适当的行政手段干预科学、文化的自由讨论和健康发展。在民族关系上，在团结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大家庭方面确实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有某种突出主要民族而忽视少数民族的倾向。在对外工作上，一方面，在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方面尽了一些心力，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某种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倾向。至于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背离马克思主义，背弃社会主义，那是另一类性质的问题。所以，中国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照抄苏联的模式，尤其应当以赫鲁晓夫当政时的苏联为鉴戒，应当创造性地探索，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第二，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这种要求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问题。 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但应结合各自国家的国情，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结合上找到各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但必须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正是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核心之点。 不仅如此，而且正确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还有另一层面的内容，即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之间的关系。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可称为普遍性，然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个性。因此，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应当从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中，找到既符合自己国情又体现国际上社会主义建设普遍要求的崭新道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