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目的在于掌握群众,指导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首先必须实现自身的社会传播。理论的社会传播既是实践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也是理论自身价值彰显与价值实现的需要。学术界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已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对其社会传播的路径选择缺乏系统说明。本文拟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传播的路径为个案,从中窥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式与路径。 一、中共领导集体的理论诠释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出考察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此重大的理论与与实践问题,单靠发表一篇讲话,并非能使问题真正得到解决。讲话发表之后,为完善理论、推进理论的社会传播,使全党、全社会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利于实践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集体其他成员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进行了理论诠释,“人民内部矛盾”一时成为主流话语的关键词。 为赢得全党、全社会的关注和认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之后,又多次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讲话,进一步诠释他的主张、表达他的观点。3月10日,毛泽东在与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时,说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由来与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他指出:“我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所谈的问题,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①这即是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孕育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②这里实际上说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特殊性,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问题,因而需要“好好研究”。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破例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期间,毛泽东围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又发表讲话,申明“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③。这就进一步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中旬,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赴杭州,沿途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发表演讲,主题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3月17日晚,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教育党员干部要认清形势与任务,转变作风,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特别强调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④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专讲思想问题,重点分析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矛盾。3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集中讲了4个问题,即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人民闹事如何处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内容和南京讲话大致相同。⑤在南京、上海讲话时,毛泽东一再强调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⑥。毛泽东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⑦。毛泽东沿途发表的演讲,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继续探索、思考和研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一面讲,一面整理自己的思想,使之更加条理化,更加周密些,更加丰富些”⑧。 在诠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过程中,刘少奇发挥了重要作用。2月18日至4月14日,刘少奇沿京广线一路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与领导干部、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座谈,就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解释和说明。3月4日,刘少奇在河南省干部大会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官僚主义的矛盾。⑨3月16日,刘少奇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讲话,分析了群众闹事的几种情况,强调要诚心诚意同人民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⑩4月10日,刘少奇在视察广东期间,又向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他说: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经“突出起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允许人民群众用小民主的办法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11)刘少奇此行,既诠释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实际情形有了具体了解。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再次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发表讲话,系统阐明了他的观点。他断定“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突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地位,并具体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强调“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而“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刘少奇还批评了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观点,即站在人民之上、只去分清群众是非而不分清领导是非、以力服人而不是以理服人、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12)由于刘少奇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与思考,因此其对于这一理论的阐释也就较为全面、到位。 周恩来也从不同角度,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进行了诠释。3月19日,他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13)。承认国内矛盾特别是承认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4月24日,周恩来在浙江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又申明:“在国内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正确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14)第二天,他还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拉希多夫、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就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交换意见,试探苏联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和反映。周恩来说:“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就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我们社会中,仍然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方面也会突出。”尤金表示:“是的,我们也有这种矛盾。”(15)这实际上向苏联客人传递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4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党内外干部大会上,又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解答。除重申上述浙江会议报告的内容外,特别强调:“由于过去我们长期进行革命斗争,主要是处理敌我矛盾问题,很容易把两种矛盾混同起来,这点我们必须谨慎。”(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