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的比较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尚庆飞(1971-),山东莒南人,现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南京 210093;王兵(1981-),江苏南通人,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现代哲学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就国外毛泽东学专家关于毛泽东与西方近代思潮关系的比较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主要概述了从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所受的各种思想的影响,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上与西方思想家不自觉的“共鸣”这两个阶段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探究了其结论的缘由和依据。他们认为,毛泽东一生都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西方近代思潮关系的探讨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但是,有些学者比较极端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9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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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毛泽东的成长经历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仅仅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其中还蕴藏着西方文化的精华。国外学者从这一分析理路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思想史的背景下考察了毛泽东及其思想,试图通过对毛泽东及其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潮的比较研究,来呈现近代西方思潮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青年毛泽东与近代西方思潮

      20世纪初的中国,外国势力侵入,随之而来的是众多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青年毛泽东也在寻求救国、探求真理的道路,不自觉地会接触到西方众多思想学说,也曾经一度信奉过某些“主义”。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①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多西方学者认为,近代西方思潮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重要影响。

      1.国外学者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对毛泽东的影响

      在国外学者的毛泽东研究脉络中,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思潮中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因而受到他们的重点关注。国外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无论在毛泽东早年或晚年的思想中都渗透着浓厚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色彩。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史华慈在他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指出:“毛泽东对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都有反应,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和严复翻译、传播了大量西方著作,他们尤其看重个性,同时也看到了民族的弱点,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在个人的知识、肉体和情感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儒家认为应当关心个人的道德修养,压制外来的不洁之物。现代西方认为,解放个人的能力有利于国家和社会。”②同时,史华慈认为,毛泽东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受其恩师杨昌济的影响更大些。而杨昌济受康德和英国理想主义者格林的启发,强调一种新的普罗米修斯个人观,认为个人的动机应该产生于更深刻的情感和对更大的社会整体的服从。

      与此相同,魏斐德也认为,格林的“新黑格尔主义的自由观”,主要强调个人的“自我发展”,而这一思想影响了杨昌济。“我们应该把格林的自我实现的观念同一种社会责任感的学说结合起来,而且,像王阳明那样,为发展自我而发展世界。”魏斐德委婉地说,“尽管这点与毛泽东主义非常相似,但我不能肯定地说出毛泽东在长沙学习时期对格林哲学的吸收程度。”但是,从格林那里得到的不仅是对“意志”的热情赞扬,也不仅是卢梭的“市民社会”,而是把“政治社会”描述成“个人实现”的工具,国家复兴了,就会促进“个人自由”,没有“全体的自由”就没有“个人自由”。③

      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读了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因此,魏斐德认为毛泽东当时所相信的是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他的唯心主义,“正是德国的唯心主义第一次使毛泽东相信意志不仅仅是一种非理性的本能,利己主义不仅仅是自私。相反,意志却是自由的、理性的和普遍的。”④由于《伦理学原理》有多处地方赞扬个人意志,因此毛泽东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些是受了泡尔生的启发,“泡尔生提供给毛泽东的是一种对意志高于理智的理论证明。社会是由个人意志力量决定的。当纯粹的自我以这种方式获得自由时,毛泽东发现,自我虽仍从属于自然,但却不取决于自然。”⑤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毛泽东研究专家近藤邦康与魏斐德的观点相似。近藤邦康指出,“精神的个人主义”是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主要原则,“人生的目的即至善,即具足之生活。”毛泽东对此非常赞成,并且“比泡尔生更彻底地坚持这个原则”。⑥因为,近代西方的原子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出发导向“利他主义”,以图调和两者,而毛泽东将杨昌济的“以民为主”的思想包含于他的“以吾为主”之中,并继承了“有公共新之个人主义”,转变为更加彻底的个人主义。⑦此外,有些国外学者还指出,陈独秀以及由他创办的《新青年》是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的“中介”。陈独秀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由他创办的《新青年》在当时的中国影响特别大,其中有很多是中国知识分子介绍国外自由主义的文章。毛泽东也不例外。魏斐德说道:“毛泽东读过每一期《新青年》,他甚至把主编陈独秀的部分文章抄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陈独秀的一篇文章也许促成了毛泽东发表第一篇著作《体育之研究》,它主张中国人民训练自己天生的体质和体力。”⑧

      国外学者指出毛泽东所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早年所作的两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和《民众大联合》。其中史华慈就认为,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特别表现在“其公开发表的处女作《体育之研究》中,对此作了生动的论述”。这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所不同的是,“它并不一定相信个人价值的无限性,它认为个人应为集体的目标献身,为思想或言论自由提供支持。”⑨施拉姆也指出《民众大联合》一文是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而写成的一篇文章,“如果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有看得见的哲学倾向,那它一定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⑩可以说,国外学者论述毛泽东受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影响是由于毛泽东早年的多种“知识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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