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作为“伟大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在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中，初步探索了意大利共产党的建设问题，形成了颇具葛式“文化”特征的党建思想。如果说葛兰西是第一个突出党建“文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泽东则是把党建思想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文就他们有关党的性质定位、党的组织形式和党建的重要途径三个方面的思想作一比较。 一、党的性质定位 ——群众性的党、先锋队的党 如何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是各国无产阶级必须解决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党的性质有一个准确定位。虽说国情不同，但葛兰西和毛泽东对此做出的回答却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党、先锋队的党。 (一)群众性的党 葛兰西从事革命活动主要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主要由社会党来领导。这个宣称自己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体现者、并曾成功地发动最底层群众的无产阶级组织，事实上只是一个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范围内的纯粹议会型政党，没有能力找到一个使自己同广大群众保持经常接触的行动领域。在领导1919-1920年都灵工人委员会运动期间，社会党的领导机构未能发挥革命领导作用，相反只是扮演着事件的普通旁观者的角色，没有对工人作组织、教育和领导工作，从而导致这次运动因缺乏一个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而以失败告终。在惨痛的教训面前，葛兰西逐渐意识到进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意大利社会党渐失民心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懂得以城市工人阶级作为自己行动的全部基础，在开展运动时一贯忽视和不顾人民群众。以此为鉴，无产阶级所要建立的作为“现代君主”的党必须是一个能把群众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基于被领导阶级、群众同意基础上新型的群众性的党。 为此，葛兰西主张必须着手共产党的有机建设，以便“使它成为明确意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善于领导无产阶级去完成它的使命的革命共产主义行动的党。成为愿意用自己的力量通过组织社会经济的途径独立地摆脱政治和经济奴役的群众的党”。[1](p.151)本着意大利工人阶级有能力在自己的队伍中形成一个自治的阶级政党的信念，在1921年1月15日里窝那会议上，以葛兰西和波尔迪加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派”代表退出社会党的第17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意大利的共产党”，开始了对意大利共产党建设的探索之路。 为了确保党的群众性，葛兰西从多方面作了努力。首先将群众因素视为党的基本构成要素，在论述“现代君主”及政党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时，他曾经谈到三个基本要素：群众，中间要素和领袖。其中，群众是作为最通常的要素存在的。葛兰西指出：“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无疑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2](p.126)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重建一个组织，通过它，群众能够重新成为政治形势中的统治力量。此外，葛兰西倡导党在吸纳新人的时候不作宗教信仰上的要求，并且在党内除了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外，对普通党员不作过高要求。这些举措激发了群众加入共产党的热情，在葛兰西任总书记期间，意共在人数上增加了3倍，党的群众队伍得以壮大。 与葛兰西对党性的认识相一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国情和党的建设实际，对党的性质作出同样科学的判定。早在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3](p.602)的伟大目标。这一目标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又符合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根本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4](p.202)为此，就必须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p.1096)与此相适应，中共将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在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中，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有所不同，但都全面地贯穿和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宗旨，这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 实际工作中，在解决吸收什么人入党的问题上，毛泽东采用了跟葛兰西相似的方法。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党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党又必须向一切革命分子敞开大门，一切愿意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担负党在各个方面的工作，“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3](pp.523-524)这种不只限于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做法，客观上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