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6日，新中国成立前半月的一天，毛泽东写下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笔锋直指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在痛批艾奇逊的中国问题观之后，毛泽东以豪迈的气概写道：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在这一段嬉笑怒骂的文字里，毛泽东不经意地流露出他对文化话语权的特别解释：一方面，贵族(西方世界或者具有统治者身份的个人)的文化思想并不一定高于平民(中国或者生活在下层的个人)；另一方面，文化话语权应该随革命进程由贵族返回到平民。这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文化话语权问题之存在 所谓话语权问题即文化领导权与文化权利问题。“领导权”(Hegemony)是葛兰西使用的一个概念，中文又翻译为“霸权”，用以强调强制、压迫之意；这种翻译符合阶级社会的实际文化状况：文化话语权的拥有往往与阶级压迫的实际相联系，即拥有政治经济权的阶级同时也拥有文化权，反之亦然。在工业化的现代阶级社会，文化话语权的拥有，或者是指无产阶级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化主体，即有权利使用文化机器，能够在所有文化领域中说话；或者是指只有资产阶级及其附庸——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有这个权利。 这里当然又有历史的悖论在内。在没有发生阶级分化的社会，所有的劳动者都是有文化话语权的，因此原始社会的文化创造全是无名氏的集体活动成果。但是，在一个人人都要将几乎所有的时间用于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中，文化创造得不到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保证，文化成果必然只能停留在极其粗陋的水平上。只有在发生带阶级分化性质的分工以后，有了专门的人并花费专门的时间来进行文化创造，而且他们能够因此而获得较好的社会待遇，文化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发展起来。正如恩格斯关于古希腊罗马情况所说的一样：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被美国学者表述为：“没有剥削，文化就不可能存在。除非少数人踏着很多人的肩膀上去，不然就不可能有学问、艺术、文化。”但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这种现象的永恒性，马克思的研究结果是，工业革命造成的生产力水平导致“有史以来第一次使一个社会里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剥削以及剩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再是文化的必要条件”。(美国《每月评论》编辑部) 虽然理论上是如此，但在实际上，在整个工业化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文化权与经济权、政治权依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经济权和政治权的人们一般也是无文化权的人们。 被统治阶级由于没有话语的生产权，也就丧失了话语内容的表述权。因此，话语权问题意味着，劳动大众文化不仅要能够获得运用和操作文化机器的权利，同时还要从根本上摆脱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时代的话语内容模式。而且，在统治阶级意志的霸权之下，即使在民间文化形式中，也大量地充斥着此类内容(如中国民间文化中的“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模式的普遍存在)。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劳动大众即使拥有话语权，也可能会被用来表达统治阶级意志，成为自我否定的工具。 当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以艺术而论，劳动大众的文化话语使用权与表述权纵使获得，也在客观上存在着能力的缺乏。马克思、恩格斯就说过：“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0页)如此一来，历史观就会发生精英创造还是大众创造的分裂。 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发表的书评中批判当时著名的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卡莱尔，指出了历史观的这种分裂：在卡莱尔看来，“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