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2－0070－08 一、国外毛泽东历史遗产研究的基本历程、代表人物及文献 国外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历史由来已久。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记者的报道，到六、七十年代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大论战，无不渗透着关于毛泽东历史遗产的研究。然而，以往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主要涉及的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性质问题。对毛泽东历史遗产的真正研究则始于毛泽东逝世以后。迄今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开始研究阶段（毛泽东去世至20世纪70年代末） 毛泽东去世后，世界各国学者、人士、政要纷纷发表评论，缅怀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做出的贡献，由此开启了国外关于毛泽东历史遗产的热烈讨论。 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国外学者、人士对中国粉碎“四人帮”、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都表现出极大的不理解，认为中国在搞所谓“非毛化运动”，修正主义正在复辟。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发表的文章，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辞职书》，① 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Bob Avakian）在其著作中的论述，[1](pp.314、315)都持这种观点。 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出版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威尔逊（Dick Welson）主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鲍伯·阿瓦基安（Bob Avakian）主编的《毛泽东的不朽贡献》（芝加哥革命共产党出版社1979年版），鲍大可和拉尔夫·N·克拉夫主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M·罗素的《毛泽东的思想遗产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基本意识形态》（1979），迈斯纳的《毛的中国》（1979），斯塔尔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日本学者野纯一的《中国的迷惑——邓小平与毛泽东路线》，苏联学者康斯坦丁诺夫的《毛主义和毛的继承人》等等。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正如施拉姆后来在谈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书时所讲的：“该书中的许多文章（这一次也包括我的文章在内）在今天看来就显得像从一个运动着的参照系下拍摄而成的模糊快照。”[2] （二）反思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功过事非做了客观评价。之后，《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等相继面世，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初步成效，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加，国外学者回顾以往的研究，重新思考毛泽东的历史遗产，研究逐渐走向正常化轨道。1982年，施拉姆在日本演讲的长文《毛泽东：一个初步的评价》（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版），标志着国外对毛泽东历史遗产反思研究的开始。迈斯纳于同年出版的专著《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威斯康星大学1982年版），论述了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关系。1984年，施拉姆在《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对1976年以来的毛泽东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 在1986年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了“纪念毛泽东”专辑，对毛泽东逝世后十年来的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其中包括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的《“正确”和“错误”：毛研究以及毛的政治思想的再评价》，奈特（Nick Knight）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论述方法》，格雷姆·扬（Graham Young）的《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沃马克的《毛在何处误入歧途：毛泽东“左”倾政治中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迪特默的《毛泽东之后的十年》等文章。斯塔尔和奈特指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十来年的认识中，‘正确’的毛和‘错误’的毛都同样被当成了稻草人。”[3](p.6)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种种争论是相互对立的推理间的争论，其中大部分未加阐明的理论设定相互之间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各个推理之外并没有普遍的、中立的领域可以作为评判的标准。”[4](p.11)这说明，国外学者在经历了十年的磨炼之后，不仅对毛泽东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且已经意识到自身研究的不足，正力图走出原有的思维框架，依据新的研究资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做一个更为客观的揭示和展现。 1989年，伴随国内掀起的“毛泽东热”，国外毛泽东研究再度升温。施拉姆发表了他的名著《毛泽东的思想》。在结束语中，施拉姆指出：“即使到今天，对毛泽东这个人，对他的思想，要作最后定论，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5](p.206)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等人主编出版了《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该书由史华慈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研究说明，国外学者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研究的复杂性，他们的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三）深入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走向新的高度。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国外举办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学术研讨会。1994年《中国季刊》春季号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发表了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和何迪的《最受尊敬的敌人：毛泽东视野中的美国》等两篇长文。1997年由中青年学者、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Arif Dirlik）以及哈里（Paul Healy）、尼克·奈特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Humanities Press，1997.）一书，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全书两个重要的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全球马克思主义中的毛泽东思想”。所罗门的名著《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于1998年再版。派伊在为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所罗门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政治心理解释，其意义决不仅限于毛泽东时代。他对中国政治文化本质——怕‘乱’的发现，也是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有用的导引。”[6](pp.1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