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1－0050－04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诗人，还是一位方法论大师。他在哲学方法论上的贡献是无可争议的，其中有关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论思想十分丰富。本文即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一、毛泽东是经验主义者吗？ 在历史上，一直有人认为毛泽东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甚至直到目前国外一些有关毛泽东的著述，仍有这种看法。之所以有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其原因之一，与认为毛泽东更重分析方法而忽视综合方法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这里，首先有必要对经验主义与分析和综合方法的关系作一历史的考察。 经验主义与固执一孔之见、认识的低级阶段、以偏概全、忽视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又都与认识的较低级方法——分析方法几乎难解难分。分析的特点即在于将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要素、层次，而较少注意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和整体结构。所以它与经验主义难于断缘。有人曾指责毛泽东是一个经验主义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们向来只是重视毛泽东的分析方法而忽视其综合方法（就是在一些以毛泽东分析和综合为题的文章中，其内容仍只是阐述其分析方法），认为分析就是毛泽东唯一最重要的思维方法。例如，人们在研究毛泽东的方法论时必然都要涉及的阶级分析方法就是如此，以为毛泽东只是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加以区分解剖的分析，且至此为止，再不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在分析的同时和之后所运用的综合方法，因而总是给人们一个印象，似乎毛泽东是一个只知分析而不会综合的经验主义者。这不但不符合毛泽东方法论的实际，而且毛泽东本人就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经常提醒人们要谨防经验主义，在运用分析方法时更要运用综合方法。如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的规律来。”[1] 所以，任何科学认识，只有分析而无综合或者相反，都是不可能形成的。恩格斯和列宁对黑格尔的论述作了唯物而辩证的改造。恩格斯说：“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地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而且，“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2]。还说，分析与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我们不应当在两者当中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3]。列宁言简意赅地给分析和综合下了一个定义：“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4]，且作为辩证法的十六要素之一（一开始还作为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要素之一）。于是可以概括出几点：（1）分析和综合是必然结合着的；（2）分析是对事物各要素的“分解”，综合则是分解了的各要素的有机“总和”，两者都是每一认识所必备的方法；（3）它们都是客观的。 所以，研究毛泽东哲学方法时，不能只讲分析而不讲综合。如果只讲分析而不讲综合，那么认识就必然陷于片面性，就会认为任何事物都一样重要，或者都不重要，导致多中心论或无中心论。只有将分析和综合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在全局和整体中分出轻重缓急。 二、毛泽东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在理论上的贡献 毛泽东所运用的分析——综合方法有两大特点。第一，康德抑分析重综合（应指出，康德主要是把分析和综合作为判断形式）；毛泽东表面上似乎与康德相反，仿佛只讲分析忽视综合，而实际上对综合也同样重视。如若根据他论述的上下文及内容来具体考察，就可以看到，毛泽东的分析方法内在地包含着综合方法，我们应该始终把握住毛泽东分析——综合方法的这一特点。他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就说过：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这就是说，分析或综合本身都同时是分析和综合相互作用的过程。分析期待着综合，科学认识不应该也不能只终结于分析，而且必须进行分析的相反过程，即综合。第二，与毛泽东所有理论特色一样，其分析——综合方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有很强烈的实践色彩，可运用其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毛泽东分析——综合方法在理论上的贡献： 第一，毛泽东揭示了分析——综合方法的客观基础或依据就是事物本身所包含的矛盾。1957年3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矛盾诸方既互相对立、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前者是分析的基础，后者是综合的基础。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对分析——综合方法的客观基础的揭示本身就表明，不能仅仅强调矛盾诸方的对立的一面，把矛盾诸方“坚固地对立起来” （黑格尔），即只讲“分”而不讲“合”。若如此，那么对抗日战争就会得出要么速胜要么亡国的结论，因为这两种观点确实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日本强大，中国弱小，因而中国必亡；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因而中国必然速胜。这种分析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辩证的分析方法，即不是包含着综合的分析方法。毛泽东则运用了辩证的分析方法，“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黑格尔），因而把中国弱小、日本强大，中国是大国、日本是小国等方面加以综合，从而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正确的结论。 第二，分析——综合方法就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人们认识对象，总是先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然后逐步进展至一般的、普遍的事物。正如毛泽东所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5]在从个别、特殊上升到一般、普遍时，分析方法是不可缺少的，这时必须对个别、特殊的事物加以细致具体的分析、抽象，找出事物的共同本质，而舍弃那些非本质的方面，分析方法的这种作用虽然有助于把认识提升为普遍、一般，但却是比较片面的、松散的、没有内在联系的。因此，在完成分析工作之后，必须再运用综合方法，即使普遍的、一般的东西再回到个别的、特殊的东西，使双方结合、统一起来，同时也使本质的和非本质的方面结合起来，进而确定这些本质的和非本质的方面的具体的内在关系，从而达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这是一个前进的后退过程。因此毛泽东又说：“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6]这时认识的目的即已达到，即达到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