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中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80余年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反复向我们阐明一个真理：只有解放思想，不断破除思想中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才能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1]。 本文的“毛泽东实事求是观”，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有这样三个互为前提的内涵：（1）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魂和精神气质；（2）贯穿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的基本思想路线；（3）作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调查研究[1]。笔者以前两个内涵为逻辑前提，以第三个内涵为历史立足点，通过追溯和发掘毛泽东实事求是观形成阶段对于传统文化相关资源的挖掘、批判与反思，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系，试图从思想史的层面证明：毛泽东实事求是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实事求是观念在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结合与理论创新。这一结合与创新，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和模式。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其间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用本民族思想文化概念和范畴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就必然涉及传统思想资源的批判性转化。对此，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的理论命题，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优秀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并且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来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主张“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2]。“实事求是”就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解放过程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国际主义的内容”）与经过批判和改造的民族传统思想资源（“民族形式”）紧密结合的典范。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两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态度”，一种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实际，找出中国革命过程中固有的规律性和内部联系为“行动的指导”，这样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其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历史，不仅要了解外国，而且更要了解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3]，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这被进一步概括为“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4]，研究外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古今中外法”；其次是“有的放矢”的理论创新过程，强调要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这种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以为，贯穿于毛泽东实事求是观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两个，一个是《实践论》中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基本原则：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个是《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5]中国哲学中主张观念应当体现于实际生活之中这一固有的思想资源，是承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使得传统实事求是范畴自身得以实现现代性新生的内部依据，而这一古老智慧的现代转型也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进程之中，经过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批判与反思的洗礼，内生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要素之后，方能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命题。 （二） 中国传统思想和哲学不乏重视并强调认识过程中客观性因素的资源，《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郑玄认为这是孔子“以道为度”、“唯道是从”的四种行事准则或果毅态度，即“不任意”，“无专必”，“无固行”和“不有其身”。庄存与解释为“智毋意”，“义毋必”，“礼毋固”，“仁毋我”，突出了孔子为了使自己的观念行为与儒家道德规范相符合而刻意规避主观任意性的认识原则或思想方法。孔子通过“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这一与他人沟通的方式，在其言行中凸现出“允执其中”（《论语·尧曰》）的道德价值。朱熹注“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就是说“允执其中”是一种在事物的两个极端的可能性（“过”与“不及”）之间进行价值选择的思想方法；到了《中庸》成书的战国初年， “中庸”发展成为一种“时中”——“君子而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的道德智慧，一种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言行使自己能够“随时以处中”的思想方法或生存原则。朱熹强调“时中”的“本意只是说昨日看得是中，今日看得又不是中”这样一种“随时之中”。在《孟子·离娄上》里，这一“随时之中”进一步演变成为“权而得中”：“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在孟子看来，“男女授受不亲”这一类的“礼”在其与现实相结合之前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的意义只能体现在随时而变的情景之中，只有经过与现实相结合的衡量与变化之后，其价值和功能方能通过人的言行彰显出来，所以朱熹强调“权而得中，是乃礼也”。因此，礼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它只能以具体的方式存在于现实情景之中，观念的价值及其意义永远是通过现实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的。《孟子·尽心上》说：“扬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人名——引者）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这里的“执中”就是主张在事物的两种可能的极端价值空间中做出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并非只是取两个极端的平均数，而是一种根据具体情况的灵活运用，即所谓“权”，理论如果没有经过权衡而具体化（执中），就永远是停留于观念中的“执一”。朱熹说：“执中而无权，则胶于一定之中而不知变，是亦执一而已矣。”这里的“执一”是指不顾现实而一味地主观行事，这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会伤及上古圣人所创立的思想观念之“道”，“执一”的可“恶”之处，正在于此。出于对中庸思想方法的深刻理解，孟子进一步提出了阅读和理解典籍中记载的古代人物和事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和词句的表面意思上，而要善于感同身受地体会、推测作者的本意，强调主观理解应以具体的客观事实为基础和依据，“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通过与古人交朋友（“尚友”）以理解古人的具体处境（“尚论古之人”），方能“以意逆志”进而“知人论世”，了解古人在当时特定的“两端”之间不得不如此说如此做之苦心孤诣，进而推测出古人著书立说的初衷和本意亦即其“权”之所谓。作为一种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理解和领悟文献深层意蕴的阐释学方法，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是对孔子中庸方法的理论创新，是对孔子反对“意必固我”的主观任意性这一思想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