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眼中的毛泽东

作 者:

作者简介:
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之一。

原文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这篇文章是齐泽克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新版英译本(2007,VERSO)写的导言。拓展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与西方学者展开学术对话和交流。同时,由于齐泽克是当前西方学术界一位热点人物,在国内也已成“学术圈内热炒”的对象,介绍较为活跃的“思想者”们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价和认识,并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加以批评与批判,对于深化和推进毛泽东研究将是有益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做为一名西方学者,齐泽克关于苏联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本人的许多评价貌似合理,实际上是非历史的和不科学的,迫切需要读者和研究者做出批判性回应。


期刊代号:A2
分类名称:毛泽东思想
复印期号:2009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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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08)05-0022-09

      马克思主义者遇到的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寻求资本主义倒台的时刻。而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事物的发展却偏离了方向,那么谁该对此负责:是后期的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实证的进化论式的理解?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是列宁?抑或是马克思本人在放弃了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后(正如一些“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数十年前所宣称的那样)的晚期著作?必须抛开这种话题:这里没有反对派,资本主义的倒台从资本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是注定了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来检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我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心安理得地将其归罪于某种外部环境。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两次重大的传承表示完全赞同: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传承以及从列宁到毛泽东的传承。这两次传承对原始的理论都有所发展和改变:从最先进的国家到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革命发生在错误的国家;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也从工人变成了农民(贫农),等等。正如耶稣基督需要保罗的“背叛”以使基督教广为传播一样,马克思需要列宁的“背叛”以使自身得以进一步发展。理论从原始情境中剥离被运用到异国他乡,在那里原始理论必须重新改造发展——惟其如此,普遍性才得以诞生。

      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重大改造,也就是毛泽东对其的传承发展是十分恰当的。如果谴责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改造,认为其“缺乏理论依据”,视其为马克思标准的倒退(不难证明农民缺乏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结论就太草率了。如果不是过分纠缠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次改造发展如何天翻地覆,而是接受他的重新发展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延伸或“实际应用”是有充分理论依据的。(当然通常都依赖于对阶级斗争的隐喻性的发展:“今天”主要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而是已经转变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毛泽东在这方面成就巨大:他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政治动员,是他们的劳动创造了看不见的历史发展的“物质”和基础。

      西方对于默默无闻的亚洲民众一旦觉醒后的前景的恐惧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示的对女性的恐惧一样,如果他们只是抗议自己的命运并允许我们帮助他们(通过大规模的人道主义援助)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他们直接获取权利就绝对不可以。那些总是乐于帮助贫困者和无产者的(前提是这种反抗是彬彬有礼的)富有同情心的自由派人士害怕的不正是这一点吗?

      乔治·M·德鲁吉亚的《布迪厄在高加索的秘密崇拜者》一书讲述了来自阿布哈兹的穆萨·沙宁的故事。沙宁是这个动荡地区的大知识分子,曾经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民主政治的改革家、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军事首领,也是受人尊敬的哲学教授,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皮埃尔·布迪厄思想的崇拜。有两种方法去理解这一点:一是因其带地域色彩的古怪而对之不屑一顾,以善意的嘲讽对待它:“多么奇怪的选择,布迪厄,天知道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子看中了布迪厄什么?”二是直接断言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看理论的影响多么广泛:从巴黎到车臣和阿布哈兹,每个知识分子都能谈论布迪厄的理论。”当然,真正的理解方法是避免这两种选择,并把理论的普遍性看成是理论工作和斗争的结果。斗争并非游离于理论之外:关键不只是沙宁必须努力挣脱当地思想文化的局限和牵绊,掌握布迪厄的思想学说,而是一个阿布哈兹的知识分子对布迪厄理论的应用也影响到了该理论本身的内容实质,将它应用到了不同的时空。列宁,在进行了必要的变更和适当的修正后,不也对马克思做了同样的事吗?毛泽东对列宁和斯大林理论的改造涉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列宁和斯大林都非常不信任农民阶级,他们认为苏联政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打掉农民的惰性,改变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使其“无产阶级化”,从而彻底融入现代化的洪流。这和毛泽东形成了鲜明对比。毛泽东在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1958年)一文的读书笔记中认为,斯大林的观点几乎是完全错误的,最根本的错误是不相信农民,这一转变的理论和政治后果是巨大的。

      这就是“普遍性的具体化”运动。通过这种激进的“转变”,原始的理论必须在新的语境下创新发展。只有在这种移植中存活下来,它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当这种理论“以变异形态回归自我”(在异国他乡创新发展),其本质已发生了改变——然而这种转变并不仅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它仍然是那个战胜资本主义的相同理论的固有转变。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获得胜利的最可靠的迹象就是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几乎消失:除了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人再提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已经从政客、工会会员、作家和记者的词汇中消失了,更不用说社会学家,他们已经将这一词汇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那么近年来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浪潮又怎么解释?它难道不清楚地和上述结论矛盾吗?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一运动也抵御不了“把一种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其核心是经济机制、工作组织形态和利润的榨取)改造成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的诱惑。这样,当我们说到“全球化及其主体”时,敌人已经被外化了(通常以庸俗的反美主义的形式)。从这一角度讲,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美帝国”,任何联盟只要它是反美的就都是好的。这里是“现代性替代”荒谬理论的又一个版本:它没有批判资本主义本身,及其基本机制,它批判的是帝国主义的“泛滥”,也就是在另一个更“进步”的框架下来调整资本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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