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及主要观点的选编本，主要发行于1964年至1978年，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因其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普遍称为“红宝书”。但是，由于其生于“左”倾思想盛行的年代、文革前夕，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的株连。今天，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其作用和影响。 《毛主席语录》最早由《解放军报》资料室编选，在1964年1月5日出版征求意见本，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后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编选者对本书进行增补，书名改为《毛主席语录》，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将修订过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1965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再版《毛主席语录》。经过反复讨论，全书调整设置为33个专题，收“语录”427条。在军内发行后，很快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各方面人士争先恐后向编印单位索取。由于全国上下“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情高涨，1965年底，中共中央批准《毛主席语录》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在全国内部发行。一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并同时向海外发行。 《毛主席语录》的发行和传播集中呈现出时间短、流传快、发行量大、版本多几个鲜明的特点。《毛主席语录》集中发行时间是从1964年1月开始，到1979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关于停止发行〈毛主席语录〉的通知》出台为结束标志，大概15年左右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语录》在国内外以五十多种文字、五百多种版本出版，总印数五十多亿册，被销往亚非拉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据称可以达到全世界每人1.5本。 《毛主席语录》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气候和土壤中出现的特殊出版物。所以，《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具有某种程度的消极作用。 1.极大地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个人崇拜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因素结合的结果。首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毛泽东树立了绝对的领袖地位。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曾说过：“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1]还说：“有人反对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你反对我独裁，实际上是你要独裁，与其说你独裁还不如我独裁好。”[2]这是个人崇拜的领袖因素。 林彪等利用权力，大造个人崇拜舆论。如林彪频繁地对《解放军报》发出指示，要求“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3]，“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办报”[4]。林彪于1964年开始筹划《毛主席语录》。这是个人崇拜形成的重要的人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语录》问世，便自然地起到了个人崇拜推动力的作用，《毛主席语录》的巨大魅力某种程度上进一步神化了毛泽东。 2.为文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文革”重要的工具，《毛主席语录》对于“文革”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首先，从时间上看，《毛主席语录》盛行于1964年到1979年，而文革正好是从1966年到1976年。其次，从内容上看，《毛主席语录》内容具有极强的理论性、逻辑性和战斗性，很易于被那个狂热的年代的人们所学习与掌握，成为其“革命”、“斗争”的武器。 3.成为林彪宣传自己的政治工具。推动《毛主席语录》出版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林彪，从1961年4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语录，到1961年5月1日开始，每天在报眼位置刊登出“毛主席语录”，再到1964年5月1日总政版的《毛主席语录》第一版的出版及流行，林彪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作用。1964年12月，他提出’突出政治‘的口号，要求“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5]。1965年11月，他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6]林彪不仅主持部队学习《毛主席语录》，而且宣誓“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他每次在群众中出现，手上都握有《毛主席语录》，因此林彪也获得了成功，得到了群众的认同和“丰硕”的政治成果，在全国人民心中，林彪是“学得最好”、“用得最活”、“举得最高”、“跟得最紧”的英明副统帅，全国学习的“光荣榜样”[7]。 4.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主席语录》是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兴起到达到顶峰的历史时期编选、出版的，因此它的发行量和影响面都达到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极限，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首先，《毛主席语录》被人为地夸大。当时林彪等抛出“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8]。其次，从国家财力物力上来看，由于《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列著作的印刷及发行。各地纷纷打破过去由指定印刷厂包印的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凡是有一定条件的印刷厂，都开足马力印刷、出版了《毛主席语录》的翻印本。据统计，仅1967年一年，全国印制《毛主席语录》的数量就达3.5亿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和负担，为此文化部还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毛主席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