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思想作风状况关乎到党的性质和党的命运。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思想作风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紧迫。毛泽东同志在较长时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观点和理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毛泽东把执政党的思想作风状况与党是否腐化变质联系起来。 中外历史上，革命的党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谨慎的态度，而执政党则容易骄傲自满，腐化堕落，脱离群众，从而导致失败。借鉴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对我党处于执政地位条件下存在背弃党的性质宗旨的危险，十分重视。早在1944年，为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文章中有一个结论：李自成集团陷于失败的根本主观原因是因胜利而骄傲自满，脱离人民，腐化堕落，并进行残酷的内部斗争。毛主席当即要求将此文印发中央领导同志，希望同志们以此为戒，不要重蹈覆辙。1949年3月，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前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1]913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说：“党内骄傲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滋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是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2]666最早向全党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建国后，毛主席一直密切关注党内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变质现象。1962年1月，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他极其严厉地指出：“我们党内，存在一些品质不纯的人，他们是些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一些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一些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2]833“有些是钻到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的违法乱纪，这些人是小蒋介石”。[2]8351962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又指出：“有人发国难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还有一批未改造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际为国民党。”[2]856针对一些党员干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生活中的腐败现象，毛泽东将其提到党蜕化变质的高度来看待。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说：“县委以上干部有几十万，国家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那么工人农民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改正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脱离人民，那时群众不起来用大民主反对我们嘛！甚至最终会被人民打倒。”[3]326 正是因为对党处于执政地位条件下，存在着脱离人民、腐化蜕变的可能性有极大的担忧，他把主要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上，尤其重视党的思想作风的教育和组织整顿，重视以严厉的法规惩罚党内的腐败分子，使党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得以延续和发展。当然，由于受“左”的思想和社会氛围的影响，他多次将思想作风问题提高到阶级斗争层面来认识，并最终系统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将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伤害了不少同志。不适当地夸大党内的阴暗面，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处理党内出现的问题，是应当否定的，但毛泽东在那个年代对执政的共产党腐败的可能性的高度重视是极为必要的。事实上，由于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包括西方反动势力的千方百计渗透腐蚀，我们的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侵袭，走上了蜕化变质的道路，而这种蜕化蔓延开来，我们的党就将失去人民的拥戴，失去执政的基础。陈云同志曾一针见血地说：“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在全球一体化趋势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当然要牢牢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但同时，一刻也不能轻视共产党自身腐变的可能，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毛主席将能否坚持党的宗旨与继承优良传统视为执政党思想作风水平的主要标准。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是我们干革命、搞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是共产主义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核心，是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精神武器。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哺育出一大批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4]。毛泽东对共产党人遵循这一宗旨的要求非常鲜明，他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心或者三分之一的心意为人民服务。”[2]800对共产党人而言，在为人民服务问题上不能有哪怕半点的动摇。而要做到全心全意不是半心半意地为人民服务，首先必须体现在与人民平等一致并甘心做人民的勤务员上。他特别强调“要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5]他要求一切领导干部，不管官多大，都是人民的一分子，而且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树立公仆意识、勤政意识，不能自觉地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就不配党员干部的身份。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制胜法宝。在战争年代里，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生死相共、患难相依的亲密关系。建国以后，毛泽东时常将能否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关系作为能否真正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测量标准，作为党的事业能否完成的根本条件。他要求党员干部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绝对力量”，他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6]234。1964年，毛主席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问题，其中就有这么一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不能当中央委员。”[5]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密切党群关系是防止官僚主义的最好途径。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3]460而要能被群众认可，党员领导干部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我们党和国家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5]“人民的工作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管官有多大，在人民中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官架子”。[7]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8]378官僚主义“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8]378。要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将群众路线真正作为党的工作路线，他说：“……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绝对禁止共产党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9]272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他说：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我们要在群众那里求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9]234毛泽东还将能否时刻与广大群众联系看作衡量党员干部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说：“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9]234为此，他要求高级领导干部每年要四个月下去，去接触人民中间的积极分子，去接触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将群众的意见和愿望了解清楚，把它作为决策的依据。毛泽东说：“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9]234“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0]为了加强党与群众联系，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包括关心群众生活，参加体力劳动，以平等态度待人，工作中要多同群众商量，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办事公道，与群众打成一片等内容。这些论述，是党的群众路线作风在党处于执政地位情况下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