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是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免疫系统”，这一论断反映了国家审计本质理论的最新发展，它也是深刻认识中国审计史现象的重要指南。 历史现象一：历代君主都把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中国古代审计，从西周算起，至清末，历时三千余年。历代君主对国家审计的认识和把握，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自觉运用的漫长发展过程。但是，即使是在无意识阶段，国家审计也常常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审计是一种内生性的国家“免疫系统”。它的存在是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据记载，西周时期，有人打着周王的旗号，乱征赋税，中饱私囊，严重威胁着国家财政经济的安全。周宣王为此亲自召见毛公。西周时代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周王之下就是位高权重的三公。毛公就是三公之一。周宣王要求毛公亲自安排审计事宜，明令以后任何人不准擅自巧立赋税，不准擅自动用赋税。至于西周时期的审计官具体怎样执行周宣王的指令，文献中没有详细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历史记载的结果中看到，乱征赋税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研究宋代审计史的人都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宋代审计组织众多，机构重叠，职责交叉，并且分合变化无常，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复杂现象，似乎有点“乱”。宋代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高潮时期，经济和财政收支规模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财政的多元化程度也是空前的。在朝廷机构增减无度、苛捐杂税繁多和财政分配制度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审计权试图高度集中，却力不从心，导致四方账籍堆积如山。为适应财政巨大开支的需要，减缓吏治腐败的趋势，实现财政的开源节流，使屡经战火、开支巨大的宋代财政能够得以维持，朝廷对审计寄予厚望，不惜叠床架屋地设立审计机构，并频繁置废，让审计四面出击，八方防守，希望通过强化审计力量，维护财政安全。 雍正元年，财政亏空严重，财政支出方面的诸多弊端暴露无遗。为了全面规范财政支出，世宗谕批，另设审计机构会考府，专门负责审计财政支出。会考府与六部平级，但却可以不经内阁转呈，直接上奏皇帝。《清朝文献通考》记载，世宗曾专门谈过设立会考府的初衷：“向来各部院动用钱粮，俱系各衙门自行奏销，往往无从稽考。朕办理之初，不得不加意经理，是以设立会考府以司察核。”会考府虽然存续仅有三年时间，但对规范财政支出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君主之所以重视审计的作用，主要与审计对国家经济安全、财政安全的保证作用有关。 历史现象二：古代审计是国家重要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国家政治监督制度的基本形式，常常就是古代国家审计形式的时代特征。诸如官计审计、上计审计、勾检审计等，都明显表明，古代国家审计制度与当时国家政治监督制度的紧密融合程度。 西周时期的官计审计，常常是在周王直接授意和三公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它主要由两个重要的职官负责并组织实施，即宰夫和司会。宰夫的职位低于司会，属于财计、监察系列，归小宰领导，负责检查监督百官的财政财务收支管理情况，以及财物保管部门的财物出入和经济收支情况；司会总管全国财会，并负责全国财会的稽核审计。账册和会计报告经过司会和宰夫审计后，各自逐级上报周王。西周的司会和小宰之下的宰夫，还不是专职的审计官吏，但审计监督是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审计职能较为明确。 所谓上计审计，就是上计制度中的审计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的上计审计主要是一种类似现代的报送审计。秦汉时期的上计审计，是在丞相、御史统一领导下进行。汉代《上计律》规定，凡国家财计，均须进行审计。会计报告、簿籍账册、经济凭据以及仓库实物等，都要经过御史监察审计。秦汉两代的会计文书主要包括俸禄、粮食、兵器、财物的出纳账簿，特别是钱粮的内容占了很大比重。 勾检制度，是上计制度之后兴起的一种检查文书、勾稽账目、考核官吏的政治监督制度。勾检制度在北齐时就已经出现，但真正全面实施是在唐代。唐代的勾检制度实际上是把秦汉的“上计”制度分成两大部分，即行政效率的勾检和财产税收等的勾检，后者主要由比部负责。比部的勾检审计涉及到整个的财务行政，不光是收入支出，还有土地、户口等。唐后期勾检审计主要由三司负责。宋代勾检审计进一步向部门化发展，南宋时出现专勾司、审计院。 中国古代这种有君主直接参与、高度统一领导的审计模式表明，无论国家政治监督制度怎样发展变化，古代审计都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审计的根本职责、审计目标和审计目的与国家治理需要表现为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古代审计与官吏的考核监督和行政监察，以及财政管理职责具有协调一致的联动性。官计审计和上计审计特别强化了朝廷对地方的财政控制，为朝廷掌握真实的财政情况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勾检审计则是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监督体系，特别是唐代，勾检制度几乎存在于所有官府中。勾检审计也自然渗透并影响着这一制度体系的方方面面。 历史现象三：国家审计目标与国家治理目标结合的现实建设性 国家审计目标与国家治理目标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古代审计，在近现代审计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