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审计的萌芽开始于虞舜时期，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之时就已开始萌芽。这时期，一些监督检查性质的工作已经出现。如《书经·舜典》就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的记载，意思是说三年核查一次官吏的政绩，三考而定官吏的升降。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审计是与行政监察性质的工作置于一起的，单独构成审计监督制度的若干要素尚不具备，只是审计的一些萌芽而已。 西周时期，审计含于官计制度之中。官计制度是对官吏财经方面的政绩进行考核监督的政治制度，包括每年一“岁计”、三年一“大计”。司会总管全国财会，负责全国财会的稽核审计；宰夫主要监督百官执掌的财政财务收支。这种双线并行的审计模式，对后代审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周的《吕刑》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且最为系统的刑典专著，是司法实践的依据，也是审计监督的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沿袭了西周的官计制度，这一时期各国逐渐实行考核内容更为丰富、程序更为完善的审计制度。每年年终，地方官本人或由其遣吏至京都上报计书或计簿，将所辖区域内当年的人户、田地、赋税、财物等方面的增减收支情况上报朝廷，由朝廷有关官员协助国君对其进行审查考核和奖惩。审计监督是上计制度的组成部分，上计制度是审计监督的载体。诸侯各国都制定和颁布与审计有关的律法，其中以秦国的《秦律》和《效律》最具代表性。 秦汉时期是中国审计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上计制度的形式虽然尚存，但随着政治的发展，它也逐渐走向衰落，最终淡出历史。与此同时，从曹魏开始，比部机构出现，职能是对国家钱粮财物的勾检，对相关官吏的政绩进行考核。御史从少府中分离出来后，监察职官所具有的审计职能得到加强。与审计相关的法规主要有曹魏的《察吏六条》、晋朝的《五条律察郡》、《察长吏八条》等。 隋朝时在中央设置了审计机构——比部，隶属于尚书省刑部，与财政机构户部四曹相分离，成为专职审计机构。勾检制度是隋行政机构内在的监督机制，财务勾检是勾检系统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账簿有自勾、他勾双重审核。此外，御史台的审计职能得到加强。 唐朝时设有专门隶属于尚书省下刑部的审计机构——比部，置郎中1人，员外郎1人。唐代御史台的审计职能得到加强。唐后期，比部的审计职能有所弱化，但作为财政管理机构的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强化了与财政管理相结合的审计监督。唐代的《比部格》、《比部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项审计法规。 北宋时期，元丰改制前，北宋在三司设置了三部勾院等专门的审计机构，职责是“掌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账籍，以察其差殊而关防之。”元丰改制后，比部的审计职能得到恢复和加强，归并了三司下的审计工作，负责审计中央及地方账籍，所有公有财物的出纳都在勾考范围内。比部隶属于司法部门，独立于财政之外，审计的独立性得到提高。《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都有关于审计的规定。 辽、夏、金时期，辽、西夏、金作为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财政管理部门中均设置了具有一定审计职能的机构和职官。审计制度多效仿唐宋，由三司、御史台等机构行使审计职权，但较为简略、粗疏。 南宋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审计”命名的机构，标志着南宋深化了对审查账簿为基本特征的审计行为本质的理解，对宋后各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康王赵构承位后，下诏将诸军诸司专勾司改为审计司。诸军诸司审计司亦称审计院。它以监督财政为专职，并有法律保证，是名副其实的审计机构。 元代设有检校所和照磨官，对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级官府账簿进行审查，具有审计性质。御史台的审计职能大大加强，通过照刷钱粮文卷，查处官吏在经济方面的违法行为。此办法开创了明清科道官审计的先河。 明代审计主要由都察院、六科给事中、户部等机构和职官实施，各分掌一定的审计职权，构成了遍及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权的审计监督网络。这些严密而完备的审计机构直接对皇上负责，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大大增强。《宪纲》和《大明律》是明朝审计的主要依据。 清朝时，清承明制，实行集监察和审计职权合一的体制，都察院中的六科、十五道行使对中央和地方的审计监督。六部之中的户、工二部具有一定的审计职能。雍正初年曾设短期审计机构会考府，以清理财政。清末，对审计体制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但设置审计院的计划未能实施。清代出现了专职人员从事专项审计。《钦定台规》等法规对审计机构和官员的职责、审计程序和方法等均作出规定，内容广泛细致，表明监审合一体制下的审计制度日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