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处于衰退停滞、低靡不振的条件下，东亚仍保持着年均5%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刚刚过去的1995 年更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根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1995年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高达8%。 其中亚洲“四小龙”为7.7%，东盟国家7.9%，中国10.99%。 均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6%、发达国家4.5%的平均水平，从而再次证实了“东亚经济增长奇迹”。面对飞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人们往往过多地注重了其成功经验的总结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分析，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内在矛盾及潜在问题的研究。其实，在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暴露或隐含着一系列必须正视的问题与隐患，应该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的高度关注。 之一：通货膨胀压力日趋加大，经济增长环境相对趋紧。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表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阶段，伴随着高增长、高积累、高投入，通货膨胀会保持在较高的水位上。东亚地区也不例外，近年来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总是与较高的通货膨胀相联系，如中国9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大多维持在10-15%的较高水平上，1994年高达25.7%，1995年有所回落，但仍高达15%；印度尼西亚1994年通货膨胀率为9.24%，香港为9%，其他东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大致在6-8 %的水平；只有日本除外，近年来通货膨胀率为4%以下， 但恰恰是与日本经济的低速发展与停滞萧条相对应的。从东亚各国通货膨胀的成因来看，主要是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具体表现为：国内投资需求旺盛、基础产品与原材料供应短缺、企业工资刚性加强、社会消费需求扩张、产品成本价格上升等；另外，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力度加大以及由此形成的片面追求GNP增长的发展战略也是重要的诱发源。 面对日趋加剧的通胀压力。东亚各国一般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对现有经济结构与产业进行调整，以便充实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这必须会放慢与减缓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影响其增长潜力的发挥。与此同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也会引发经济增长的波动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迟滞，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质量；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存在也会影响与动摇社会居民对改革创新的信心与支持，导致投资环境恶化，不利于东亚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之二：外资流入规模过大，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由于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加上优越的投资环境和东亚各国政府不断加大的改革开放力度，决定了该地区的投资回报率及安全系数远远高于其它地区，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这种外资流入格局主要表现为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和东亚地区内部的自我资本流动；从前者看东亚各国吸引的外资一般占到欧美国家全部资本输出的45%左右，从后者看作为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大国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过剩资本也大部分流入东亚内部。大量资本的流入一方面可以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资金动力，另一方面也会带来一系列负效应，这一点已经被刚刚平息不久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所证明。对东亚各国来讲，大量外资流入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国债务负担的日趋沉重。如中国截止到1995年年底外债总额已达13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五大债务国，每年还本付息达200 亿美元左右，极大地削弱了本国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而根据国际通行标准，一个国家外债偿债警戒线为当年还本付息占本国当年出口额的15%，东亚除日本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外债规模均超过了警戒线的10-30%。与此同时，大量外资的流入，在东亚各国外资利用结构不合理、外资规模失控的条件下，也会冲击到国内市场与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会引发不必要的经济波动。如果过份依赖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那么本国经济发展就必然受到外资输出国周期波动的影响，从而不利于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点在东盟国家中表现最为明显。 之三：人口数量急剧扩张与人口素质优化滞后的矛盾不断加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人口数量过多与人力资源质量低下的双重矛盾；这一点在经济增长初期表现尚不明显，一旦进入追求质量的发展阶段便十分显著。目前全球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有6个在亚洲，即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全世界每年增加的9400万人口中，5700万出生在亚洲，其中东亚地区约占80%以上。东亚各国人口大量增加的后果既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与自然资源，又为劳动力与其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设置了严重障碍，从而形成了东亚经济增长中所特有的社会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人力资源质量的相对低下也是东亚经济增长中的重大难题，尽管东亚地区各国政府十分重视科技与教育事业投入，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与先天素质不足，因而相对于高速发展的经济需求而言，人口素质已成为东亚各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瓶颈。如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中所必需的专门人才缺口达43%，而象日本、中国、印度、韩国等人口大国，其经济增长不仅受总量扩张的制约，而且受智能型高素质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困扰；又加上近年来高新科技人员的大量外流，进一步加剧了东亚各国专业人才供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对于下一个世纪东亚各国而言，要想继续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在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改善人口素质，优化劳动力结构，以便为各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创造最基本的主体动力。 之四：日本经济衰退徘徊，导向效应日趋弱化。从东亚经济增长的历史轨迹来看，东亚是唯一真正由日本主导的国际发展与驱动区域。在东亚各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日本在产品、技术、资本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四小龙”的出现、东盟国家的崛起，中国改革的成功都与日本的经济援助与合作密切相关，当然日本也从中获取了巨大收益。对此理论界归纳为“日本效应”；日本政府也自誉为东亚地区的领头雁，并提出了以日本为中心的“雁行发展模式”。大量的事实足以说明日本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近年来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国家的影响日趋提高，但尚不具备取代日本的实力与条件。因此，从一定角度来讲，如果缺少了日本充裕的资本、先进的技术以及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整个东亚经济的增长将受到重大影响。而近年来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与徘徊不前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从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到1995年，整个日本经济处于低靡不振的运行状态。1990-1995年连续6年经济增长率低于1%，1995年受到日元大幅升值与银行巨额坏帐的双重打击，经济增长率仅为0.3%；与此同时， 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增加，1995年日本官方公布的失业率达4.5%， 创下1953年以来日本失业率之最高纪录。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低速增长仍是本世纪末日本经济发展趋势，日本经济增长率1996年可望恢复到2%，1997年为2.7%，但均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5-4%的平均水平。 日本经济的波动衰退，一方面强化了其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市场、原材料、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又会导致日本对东亚经济增长的导向功能减弱、贡献度降低和支持水平下降；而近年来与经济波动相伴的日元大幅度升值又会引发东亚地区通货膨胀的加剧与债务负担加重，如香港1995年因日元升值其通胀率净增1.3%，而印度尼西亚则日元每升值1%，其外债负担增加3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