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做了十年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即将离开他现在的工作岗位，结束个人23年的审计工作生涯。 2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北露园1号的国家审计署党组会议室，在其亲笔题写“荷颂清风”的国画前，李金华接受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记者的独家专访。“这是我以审计长身份最后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 在卸任之际，他没有丝毫感伤，如果打分，“对我与对审计工作一样，70分。”他在专访中笑言。这个分数，比及格线略高，仍在优秀线以下。 但人们有理由相信，他会在新岗位上担当起更沉重的职责。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会议的主席团名单之中，他的名字赫然在列。今年7月1日起，他还将担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当选该职务。 给百姓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记者：在一个主张谨言慎行的国家，您在电视上的每一次露面，都让我们感到惊喜。是什么样的力量鼓舞您通过媒体跟公众对话呢？ 李金华：这些年，社会公众对政府有一些不太满意的地方。根源在哪？我认为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透明度不高。 我有一个观点，不透明的不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有问题的必定是不透明的。哪怕政府部门没有失误行为，但不公开，老百姓也怀疑。如果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这个窗户、这面墙是很透明的，即使有些事你干错了，大家也能理解。 这些年，我主张跟媒体多接触。因为你跟老百姓说他有选择权、发言权和监督权，但是他不知道情况，怎么行使这些权利？ 记者：最近十年，审计署究竟走了一条怎样的政务公开路？它是怎样推动政府向阳光政府迈进的？ 李金华：这些年我们在不断推进政务公开。我把审计情况如实地报告政府，同时建议政府如实地把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开始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时候，对外公开的方式是发新闻稿，新闻稿开始也很简单，就是两页纸。 1998年我担任审计长，第二年我们就建议新闻稿和报告差别不要太大，总理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此后新闻稿基本上和报告没有太大差别。 政务公开，我们审计机关要带头。现在，我们自己的预算对外公开，将来决算也对外公开，审计计划也要公开。将来审计准则、审计标准这些都要对外公开，让大家监督。 记者：为什么要想到推动公开审计结果公告的动议？公告发布后，被公告的部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不会给您带来压力？ 李金华：温家宝总理有个观点，审计不仅要揭露问题，而且重在促进问题的整改，要给老百姓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所以每年向人大报告后，总理要专门听审计署汇报整改结果。此后，人大常委会也提出，政府要把六月份报告的问题，年底给他们报告一次整改情况，而且这两次报告都要对外公告。 现在，每年两次公告已经形成制度了。世界上，唯独中国的审计部门不但要查问题，还督促你整改问题。别的国家审计机关对整没整改是不管的，报告给议会就完成任务了。 国际认可中国审计经验 记者：以30年改革开放史为宏观背景，回顾国家审计署25年的风雨历程，您认为中国政府审计有哪些独特经验？ 李金华：回头看我们25年政府审计的历史，我认为，立足国情、走有中国特色审计之路，是最重要的基本经验。上世纪80年代初审计署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学习借鉴了国外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但我们没有简单地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除了基本经验之外，还有其他经验，比如紧抓整改和公告、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益等。例如一些基本建设项目，我们审计以后，核减资金达到其预算的10%左右，有的项目预算甚至削减50%左右。此外还有队伍建设，你没有严格的纪律是不行的，不能审谁吃谁啊。 记者：鉴于和西方审计体制的比较，曾有学者建议我国审计体制改革应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过渡。您认为我国应走一条什么样的审计道路？ 李金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审计机关，都是独立于政府的。隶属于政府的，目前世界上最多有两三个国家，有一些原来隶属政府的现在也改过来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回避。 过去，每一个来访的外国审计长都问我，你们的审计制度是不是独立的？最近几年没人问了。最近我当选为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全票通过，没有人提出中国审计的体制问题。这说明一点：他们认可中国现有体制下的审计发挥了很大作用。 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什么会选择审计机关隶属政府的这种行政型审计体制呢？ 李金华：据我了解，1982年，中央在讨论成立审计机关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一种觉得该隶属于人大，一种认为当隶属于政府。但那时候，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刚刚恢复，而政府是个大政府，历史的条件让我们选择了隶属政府的审计体制，审计署对总理负责。 中国特色的审计“结合” 记者：十年来，您访问过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也接待过很多来访的外国审计长，您认为中国西方国家的审计有什么不同？ 李金华：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为主，解决的是真实性和合规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还把“打假帐”作为工作重点。当时，我们审计的1200多家企业，六成企业的账目不真实，所以朱镕基同志后来提出“不作假帐”。而西方发展到今天，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