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活着的人，都从不同角度参与历史的创造，并对历史发展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研究中共历史的人，则具有两重身份，既参与了一个阶段的历史创造，又对自己没有参与过的历史进行研究。龚育之就属于这一种人。但他又与众多的中共历史研究者不同，后者只是群体性参与历史的创造，与高层社会管理者几乎没有任何接触，而龚育之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高层社会管理者创造历史的过程。研究龚育之对中共历史学的贡献，必须排除掉他对创造历史的贡献，否则，混为一谈，事情就弄乱了。比如，他参加了中共十二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应该说是有贡献的，但这种贡献是属于参与创造历史的贡献，而不是对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当然，在考察龚育之对中共历史研究的贡献时，也一定要注意到他所参与的历史创造过程给他的研究提供的有利条件。 一、著文立说，提出大量新见解 龚育之不仅目睹过某些惊心动魄的历史风云，对历史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熟知度；而且知识底蕴丰富，理论功底深厚，能敏锐洞察到社会不同变迁阶段的历史渊源，探究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他曾在文中呼吁：“掌握理论要有历史的功底，历史研究要有理论的高度”①，他几乎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身体力行了这一完美结合。辞去行政领导职务而专注学术研究后，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党史研究，著文立说，力作不断涌现。他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一些新颖观点无不闪烁着耀眼的思想光芒，照亮着党史研究大道。 （一）关于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 1.20世纪三大伟人。龚育之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角出发，把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并列为20世纪三大伟人，指出他们都在引领民族解放与民族振兴的伟大斗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实行新三民主义，推动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斗争；毛泽东作为成熟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党和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邓小平在我们的事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巨大失误的历史关头，走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 2.“独特的超越”。通过对比毛泽东与邓小平各自所在时代的中国，龚育之强调：邓小平的升起并不意味着“非毛”，而是独特的超越，是纠正、继承、创造性发展三者的结合。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政治运动和政策选择层面的具体错误，继承了毛泽东毕生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根本方向层面的革命遗产，也即实现了常说的“拨乱反正”，这是邓小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独特超越的第一层含义：纠正与继承的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领导我们进行了全面改革，且在实践和理论上取得重大突破，形成了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观念，这便是独特超越的更深层含义。龚育之又补充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始于毛”却“成于邓”，然而，“对‘形成’和‘成功’也应该辩证地看、从继续发展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邓以后的时代里继续奔腾向前”②。龚育之向来擅长条分缕析，其思维之缜密、见解之独到往往无法不让人折服。 3.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龚育之认为，新民主主义必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且首先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两者无法割断的客观联系；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有本质相异的一面，新民主主义社会在量变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才过渡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营经济形成完整体系、达到了全新水平，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城乡都已确立，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不言而喻，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不是要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理论，而是对社会主义提出了新认识。 4.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改革。龚育之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奋斗的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探索，是两个不同阶段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造有成就也有教训，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可是，假如没有“当初”的实践，怎能“早知”现在要进行改革，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呢？现在改革只是否定过去对公有制地位和形式的某些僵化观点，是比当年的改造起点更高的再探索。显然，“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完全是非历史的观点。 5.过渡时期矛盾的交叉性。龚育之认为，用主要矛盾的变化来划分社会和革命发展的历史阶段是科学的。他提议用主要矛盾来区分新民主主义时期、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极富创见地指出过渡时期的矛盾特别复杂，具有双重性、交叉性和过渡性，既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交叉，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交叉，正是通过这种交叉，过渡时期既同新民主主义阶段联系起来，又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系起来，从而使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应有新表述：“应该同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双重性（一化、三改）相适应，而不能只顾阶级斗争一个方面，或者只顾经济建设一个方面；应该反映这个时期阶级关系的前后变动，而不能只顾后不顾前，或只顾前不顾后”③。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 1.理论形成的标准。如同历史上一些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实践和著作有无形成理论的质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著作也遇到了这一疑问。怎样才算形成了理论？龚育之的理解是：判断理论是否形成要看实质而不是表达形式，只要系统地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就应该承认这个领域的理论已经形成，至于这种回答是以大部头理论著作的形式表达出来还是以小册子的形式或者决议、报告、讲话的形式表达出来完全取决于历史的条件和个人的特点。有了明确的标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著作有无形成理论体系的迷惑就不解自开了。在他看来，“邓小平理论”的称法突出了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提法强调了理论的主题，两者都有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