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5－0046－09 所谓公共卫生（也称公共卫生学或公众卫生）是通过有组织的活动，以保护和增进人群健康的科学和技术，它涵盖疾病预防、健康促进、提高生命质量等所有和公众健康有关的内容，人们对之采取的行动称为公共卫生措施①。现代公共卫生源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随着西学东渐，它也走进了中国的国门。正如当时有学者指出：“各各不同的文化要不通连而各自远隔着则已，只要有一线的沟通，他们就得发生一种动作和趋向，就是融合到同一高低。”② 也正因为如此，公共卫生为国人所接受和努力实践。进入民国以后，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也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尤其是以医学界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极力鼓吹在中国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目前史学界对民国时期医疗卫生史已有一定的研究，但直接涉及公共卫生建设的研究成果甚少③。毫无疑义，研究民国时期的公共卫生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今天的公共卫生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立足文本分析，试图对民国时期国人对公共卫生建设的认识作一初步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一、对公共卫生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但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是一个急需改善卫生状况的国度。19世纪后半期，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现代公共卫生的理念不断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对公共卫生的诉求，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也逐渐酝酿起来④。但至20世纪初，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仍处于萌芽状态，即便到了20世纪30年代，姑且不论乡村“多半是芜秽不治的”，就是武汉、重庆等一些都市，也“没有所谓公共卫生”⑤。换言之，此时的公共卫生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病。为改变这一局面，民国时期一些有识之士极力呼吁进行公共卫生建设，并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性。 其一，认为公共卫生建设有利于预防传染病的发生。1915年俞凤宾曾撰文指出，“现在的医学已进入防病时代”，诸如种痘、劝导夏令卫生、设置自来水、制造防疫疫苗、海港检疫、学校卫生等，“莫不赖卫生行政之设施，故公众卫生，实为防病之关键，而亦进化之枢纽也。”⑥ 1931年钟惠澜在《论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一文中指出，现代公共卫生本身就导源于人类对传染病的预防，因此防疫也就成为“公共卫生发达之动机”，如“中世纪之隔离鼠疫，无非防御疫病之流行也。夫疫病杀人之甚，实足令人心寒，其为人类之公敌，无可讳也……近年来，鼠疫仍不时出没中国各地，令人不寒而栗，此外如天花、霍乱、赤痢、斑疹、伤寒等疫病，亦无岁不盛行，无时不杀人。人非木石，孰不贪生恶死，既为万物之灵，应知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因此必须进行公共卫生建设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⑦。胡定安也认为，传染病“以其危害人民生命之迅速及其蔓延之猖獗故也，卫生行政之要点即在预防传染病，公众卫生上一切设施，均以预防民众传染疾病为原则”⑧，“假使公共卫生上必要的设施不完全，有了剧烈传染病蔓延，就可使社会不能安宁，人民的生活当然也要受到极大的影响。”⑨ 其二，认为公共卫生建设关系到强国强种，是事关民族健康的大事。对此时人主要是以欧美列强的人口死亡率、人均寿命为参照系数，来论证在中国进行公共卫生建设的重要性。从人口死亡率来看，欧美列强在19世纪80年代人口死亡率为30‰，到20世纪20年代降至15‰，而同期中国人口死亡率为30‰，比欧美列强高出1倍。若中国以4亿人口计算，则民众每年“枉死之人”（当时也称“超格死亡”或“逾格死亡”）在600万人左右。“此六百万人苟加以适当之简易保护，即可使其能获健存，然今不幸而死，此皆卫生事业不振之故也。”⑩ 从人均寿命来看，同期英国人均寿命由40岁上升至58岁；美国纽约从1880年的36岁增至1920年的53岁，而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0岁(11)。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深知人民健康与否，与国家强弱盛衰有密切关系”，“欲强国必先强民”，因此极力提倡公共卫生，使公共卫生的发展呈一日千里之势(12)。反观我国，“人口众多，世界闻名，但量多质弱，健壮无病合乎健全体格标准者寥寥无几”。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在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在招收空军时，历次符合标准体格的人数仅占万分之一，以至国民政府不得不在1946年于成都设立一空军幼年学校，从小进行培养。因此，从利国利民的角度，政府必须积极倡导“改良生活环境，增进公共卫生”，来增进国民的健康(13)。故而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国家设立国防与公安，是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对于生命，军队警察只能“保障其平时之安全而不致发生意外之危险而已”，但生命的要素全在健康，一切足以危害健康的疾病疠疫等，“乃真生命之蟊贼，胜于刀兵盗贼奚啻万倍”，所以国家要保障人民生命和健康，必须把公共卫生建设作为“当前之急务”(14)；只有“明白民族力量的增进一定要提倡健康，尤其要提倡整个国民的健康，然后可以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15) 蒋介石也认为，有了强健的身体和强健的体魄，“就可验一切强国的本领”，“自然可以保卫国家，发扬民族，使我们国家和民族能够永远适存于世界，不再受外国人的侵略压迫，或遭受任何的轻视和欺侮。”(16) 其三，认为公共卫生建设是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事关国家盛衰与民族复兴的大问题。胡鸿基在1931年指出：“公共卫生与国家之盛衰有莫大之关系。盖国家盛衰，以人民之强弱为衡，而人民能否强健，则以公共卫生为准。如知注重公共卫生，则一国国民，类能健壮有为，社会中生产力当然增加；生产力既能增加，国家之经济自然当裕，而国势以盛”；如不注重公共卫生建设，则“生产力自必低减”，“社会及国家反而增加救病济贫等之支出，一出一入，经济力上之损失，宁能数计。”(17) 张维在《公共卫生与民族复兴》一文中认为：“民族复兴是个经济问题，任何民族的兴旺和衰落，都以经济条件为枢纽，白种人能有今日，产业革命实在是一个主因。可是经济条件是一个复杂错综的条件，中间包含着种种的原素，而健康问题，确为其一。所以跟着产业革命几乎同时发生的，就是对公共卫生的重视。那时的公共卫生，虽仍不免带着封建制度遗留的臭味，不能完全超脱慈善事业的范围，而其趋向和端倪很显然是走上社会经济的道路。嗣后产业越发达，公共卫生越蜕化为社会经济之一部，到最近而纯粹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反过来说，“公共卫生的进步和发达，一定是民族复兴的征象，而欲民族复兴，公共卫生之不可忽视。”(18) 姚永政则在一次演讲中以疾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按有关卫生专家研究，每死1人即同时有22人生病，按照我国：30‰死亡率计，则全国4亿人中就有病夫2640万人；每位病人须20天方能痊愈，则全国病人每年要浪费52800万天；每个病人的医药费，每日以最低数目1角钱计算，总计为5280万元；在病人中有三分之一为从事生产的壮年，则其医药费为1760万元，其生产损失以每人每日2角计，则为3520万元，其医药费及生产损失合计为8800万元；如果办好公共卫生，能使每千人少死一人，则全国每年可少死40万人，也就减少病者880万人，同时省出的消费也有29333333元之多。所以投资公共卫生，“减少死亡，节省消费，两两相比，究竟孰得孰失呢？”(19) 钟惠澜则以经济学中人口市价（即每人一生所贡献于国家的价值）来论证公共卫生建设之重要，他说，若以2000元的人口市价计算，则我国每年“枉死”的600万人，其损失达120亿元；若加入培养、教育等费，则其损失达150亿元以上。“苟吾国公共卫生发达，则每年可以拯救六百万生命，节省一百五十万万元，以此数开发东北及蒙古、西藏，不特可以防御外人之侵掠，抑且富强之良策也。公共卫生虽费资颇巨，然其收利，总计之则远超其所费。”(20) 李廷安则直率地指出，正因公共卫生建设滞后，导致“这极大数目之金钱，是完全埋入泥土，化归乌有”。所以他认为，“公共卫生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强种强国的问题”，因为公共卫生建设能“减少人民的死亡与患病率”，“减少人民的疾苦”，“增进国家的生产力”(21)。林竟成则强调，“中国目下最大的问题在于穷，愈穷愈需卫生建设”，因为公共卫生可以“增进民众工作效率，减少疾病死亡的损失，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经济的建设”(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