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4－0037－08 1928年六七月间召开的中共六大，至今已经80周年了。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学术界都发表了一些介绍和论述中共六大的著作、文章，其中也不乏佳作。《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等刊物，对中共六大的部分档案文献资料亦曾有所披露。但从总体上来说，在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六大的档案文献资料还有许多没有公布，对六大的研究也还不够深入。纪念中共六大召开80周年之际，笔者查阅了部分文献资料，在现有条件之下，对六大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作一点探讨，并希望通过学术界的不断努力，使对六大的研究更深入一步。 一、中共六大为什么要在莫斯科召开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共召开过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六大是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中共六大为什么在莫斯科召开呢？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内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在六大召开时，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反革命势力非常猖獗，全国的城市都在反革命手里。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比以前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时的情况都严重。全国人民“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①。当时有人写文章称：“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② 鲁迅先生更揭露说：“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③。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最严重的破坏，党的一切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被捕、被杀，仅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就有32.1万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2.6万名共产党员。如果在国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 第二，在国内没有找到能够保证安全开会的会址。召开中共六大，是由党的八七会议提议、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的。但这两次会议，均未决定开会的地点。在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说：“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④。此后于1928年1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又讨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瞿秋白做了报告，提出在三至四月召开大会，地址考虑在澳门（多数人主张在香港）。但当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同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开会讨论后，首次提议并决定：报告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希望批准中共六大能够在苏联境内举行。同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并希望斯大林或布哈林等领导人能够出席这次大会。在莫斯科市郊的五一村（即中共六大召开地址）的工厂旧日志中，也有记载说：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沉重打击，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不可能在国内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帮助他们在苏联召开代表大会”⑤。在同年的2月10日至15日间，瞿秋白、向忠发也分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打报告或写信，反映中国国内和党内的“严重”情况。这使共产国际执委会认识到及时召开中共六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遂于3月份专门讨论与决定了召开中共六大的问题，并复电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大会可以在苏联境内举行。同时，要求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任弼时、周恩来、黄平立即赴莫斯科，进一步商定召开大会事宜。还要求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前去莫斯科参加大会。 第三，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六大之前，共产国际是用派共产国际代表的形式来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这些被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既执行了共产国际路线中正确的思想，也执行了其错误的思想；而且，他们对共产国际路线中正确的思想，也没有完全贯彻得好。也就是说，这些共产国际代表虽然在中国做了一些工作，但都犯了错误。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派往中国工作的代表也并不十分满意。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便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充分发挥指导与顾问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把被打得七零八落的中共力量聚集起来，使之在莫斯科稍得休整，恢复一下元气。中国共产党也很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的直接指导。 事实上，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确实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及时的、直接的指导。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是中共六大主席团的成员，他们始终关注着大会的进行。周恩来曾回忆说：“‘六大’正确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响。这里有两点证明：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同志看过、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主要的问题都是这个决议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国党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具体地解释了革命性质与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⑥ 布哈林时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他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予以直接指导。时任共产国际远东部副部长的米夫，也是在大会上做实际工作的，并参与了大会的全过程。 第四，有利于会后直接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几个会议。在筹备中共六大的过程中，中央得知共产国际将要在当年的春天和夏天于莫斯科分别举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农民国际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中共中央认为：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便于在会后直接派代表团就近参加上述国际会议。当时的实际情况也正如此。六大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于1928年7月20日在布哈林别墅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指定苏兆征、项英、周恩来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之主席团的成员；邓中夏、余茂怀为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为驻农民国际代表，等等。当时他们都分别参加了各自相应的国际代表大会。 第五，可增加同共产国际、各国兄弟党代表之间接触和交流经验的机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为中共领导人、全体与会代表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代表之间提供了相互接触、增加了解和直接交流经验的机会。斯大林在大会之前，会见了出席中共六大的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国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六大路线的确定提出了指导意见，并始终关心着大会的进程。布哈林在中共六大召开的前夕，还召集了有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布哈林亲临中共六大予以指导，并做大会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以及中国少共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等先后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许多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应邀莅临大会。例如：苏联、意大利、法国、日本、英国、捷克斯拉夫（即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波斯（即伊朗）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或代表，都在中共六大上致词或发言，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高度赞扬和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并通报了各国的斗争情况，交流了经验。这是此前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没有过的盛况，它使与会代表能够同各国兄弟党的代表直接接触和交往。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既是一种学习和交流，更是一种鼓舞和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