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4－0066－08 1949～1959年中苏关系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中国革命胜利到朝鲜战争爆发是中苏走向结盟阶段；从朝鲜战争爆发到苏共二十大召开是中苏“蜜月”合作阶段；从苏共二十大到赫鲁晓夫访美是中苏发生分歧阶段。从最初结盟时苏联对中国的不完全信任到后来全面友好时期的“蜜月”合作再到最后出现公开分歧，中苏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前峰后谷的特点。诚然，中苏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认同与分歧是影响中苏关系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但如果把这一重要的双边关系放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外部因素对它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美国就是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本文就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学术同行。① 第一阶段：在美苏对抗的同时，通过所谓的“灵活”政策影响中国，阻止中苏结盟 尽管中苏两党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产生过龃龉和分歧，但中国革命胜利前，两党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却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国际上愈演愈烈的冷战气氛，出于共同的安全和战略需要，中苏结盟成为两党领导人共同追逐的目标。1949年6月，新中国公开宣布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苏联也逐渐放弃了国共内战以来所谓“中立”的对华政策。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立即予以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苏结盟水到渠成。 中苏结盟不仅将改变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而且也将削弱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优势。在无法逆转中国内战结局的情况下，美国力求通过阻止中苏结盟以维持其在东亚的战略优势。1948年6月发生的“铁托事件”给试图阻止中苏结盟的美国一个重要提示，即“铁托和毛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华盛顿应该抓住时机，动摇中共领导人对苏联的信心，促使中共走铁托的道路。”[1] 1948年9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变成苏联政治军事政权的附庸”[2]，这样才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威胁。1949年1月1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1号文件正式确定，“美国的当前目标应该是阻止中共变成苏联的附庸”。[2](p.15) 10月6～8日，美国国务院召集25名专家、学者以及有影响的各界人士召开了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的圆桌会议，其中唯一明确反对承认新中国的宾州大学校长哈罗德·斯塔森（Harold E.Stassen）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出现与莫斯科分裂的迹象，并给予他们控制下的人民以个人自由，对新中国的承认将是适当的”。支持承认新中国的公众舆论也认为，“美国只有通过承认新中国才有希望影响它沿着民主的方向发展，把使苏联对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反之就会把中国进一步推向苏联的怀抱”。[3] 12月3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再次强调，“美国应该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的手段，扩大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与中国其他力量之间出现的任何分歧，同时应谨慎地避免进行直接干预。在适当的场合，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2](p.147) 如何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达到阻止中苏结盟的目的呢？鉴于当时美苏之间激烈的对抗，美国政府认为，“对共产党中国比对苏联所采取的姿态更充满敌意、政策更严厉，是不合适的”，[2](p.146) 美国应该通过有力的影响使中国脱离“莫斯科仆从”的地位。为此，美国的对华政策由战后的“介入”政策逐渐转变为“脱身”政策，旨在利用政治经济手段拉拢中国，以达到“以和促变”的目的，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逐渐拉开与国民党的距离，争取中共对美国的好感。首先，在中国内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美国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的军队，撤回在华军事顾问团，并决定一旦《1948年援华法》剩余的几千万美元拨款到期后将放弃援蒋政策。对于国民党一直希望迅速增加军事援助的呼吁和努力，美国也没有给予回应。其次，南京解放以后，美国国务院命令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继续滞留南京，并指示他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接触，以此冷却与国民党的关系。再次，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在中国的“脱身”政策大造舆论，拒绝对国民党的失败承担责任。第四，扬言从台湾“脱身”。尽管美国军方一致主张应该向国民党提供新的军事援助，但国务院坚持认为公开支持国民党在台湾的残余势力会破坏任何促使中苏分离的策略。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布“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2](p.179) 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中谈到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防御圈”时，台湾被排除在了防御圈之外。 第二，利用经济手段，促进中苏产生摩擦。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共胜利以后将在经济建设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公开的经济战对中国影响不大，“最明智的策略是和中共发展经济关系，集中力量设法把他们与俄国人分开”。[4] 为此，1949年3月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认为，为了“加强那些可能导致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严重分裂的力量”，“应允许在适当的安全限制下恢复中国与日本和西方之间的普通经济关系”。不过，美国“应建立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直接用于军事的所有物资”，“仔细审查经过严格挑选的重要的工业、运输和通信物资和设备的出口”，作为实施上述政策的先决条件。[2](p.112) 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对上海港的封锁，中共外汇量相对有限，事实上中共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量并不大，并不足以改善中共面临的经济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