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08)07-0040-06 作为一个新兴的历史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共和国史研究——笔者注）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新时期以来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1](P239～240)。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共和国史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现实针对性。现实的社会需求与来自学科内部的发展需求，推动着共和国史研究向广度、深度不断拓展。其中，主体反省意识的发展和学科发展意识的觉醒，即中国当代史学批评意识的日渐深入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概括说来，国史研究的理论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导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出现了旨在否定中国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用，乃至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2]它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全盘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3]这股思潮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界优良研究风气的发扬。进入21世纪，学术界在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回应和纠正过程中，倡导加强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共和国史研究的指导。陈奎元指出：“国史研究是一门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都很强的历史分支学科，指导思想不同，历史观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历史事实，也会得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指导思想和历史观错了，得出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是历史研究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4]从这个意义上讲，开展共和国史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指导思想问题。[5]张全景强调了坚持正确立场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有些人肆意歪曲新中国的历史，不仅否定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29年的历史，而且也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成就。他们攻击的矛头对着共产党、对着毛泽东、对着共和国。……这些问题是关系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大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6]由此不难看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界所倡导的共和国史研究中加强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在研究中，坚持唯物史观一方面是由于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为了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张启华指出：“站在不同的立场、持有不同的历史观就会对同一历史事件做出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是我们这项工作所必需的。这一点是不能有含糊的。”[7]张星星强调：“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主流与支流、全局与局部、全部过程与个别现象的关系，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正确分析发生失误的原因，才能从局部的、一时的、支流的失误和曲折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8]陈奎元指出，只有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才能正确评价共和国史上的曲折与失误：“我们绝不能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苛求前人、随意褒贬，更不允许向前人头上泼脏水。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某些失误，后人不能求全责备。”[9]这些认识及其所代表的学术趋势的形成并不断扩大其影响，体现了当今多样化的研究流派中主流价值的地位和作用，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一方面是要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具体研究中去，另一方面是要对于史学界出现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倾向进行批评。这既是对新形势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质疑和困惑的回答，同时也是对唯物史观科学性的重申和辨正。唯其如此，才能保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当代史学批评与21世纪共和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正确看待保密档案与普通史料、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辩证关系 如何认识、评价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史料，不仅反映出研究者的研究素养和学识水平，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这一学科的成熟程度和发展水平。张星星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面，存在着档案文献开放不够的问题，也存在已经开放的档案文献未得到充分研究和利用的问题，造成不少学术研究成果实际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的状态。”[10]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加强相关的理论工作，以增强对史料认识的科学性和史料利用的自觉性。 首先，正确看待保密档案在研究中的地位，及其与普通史料的关系。研究共和国史势必受到一些档案资料未公开的局限，这是任何一个研究者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11]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杨亲华指出：“从研究问题的资料依赖量说，绝大部分已经公开，关键是缺乏系统的整理。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有的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起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后的资料不是少了，而是多得多，只要肯下功夫，一定会有好效果的。”[12]这些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昭示出，史料的利用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如何认识目前共和国史研究中史料的地位和利用程度，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利用好现有史料，直接关系到共和国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辛逸特别强调了利用史料方法的意义和价值：“搜集、整理和研判史料不仅仅是‘复读’历史的过程，其实更重要的还是研究者不断地推翻自己原来的假设、进而调整甚至是改变研究理念与方法的过程。……再有，口述和档案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不仅艰辛而且有时还会碰上多得让人无从下手甚至是无所适从的情况，此时使用科学研究方法的意义就显现出来。其实方法就是思想。”[13]能否有计划、有组织地展开对共和国史研究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尽管对共和国史档案史料的抢救整理非一人一时之功，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艰巨性，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意义上促进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处理好保密档案和普通史料的关系，正确认识保密档案在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摆正两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位置，是共和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同时也是学科建设意识发展到自觉水平的体现。 其次，理性认识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在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国内口述史研究正向多学科领域延伸，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有方兴未艾之势。近年来，史学界对口述史料的认识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更为深入和辩证。有的学者指出了在研究中加强口述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口述史学能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需要认真地实践和研究”。[14]还有学者对口述史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持谨慎的态度，认为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内部一直处于一种隐而不彰的尴尬境地，得不到充分的认可。[15]至于产生这种“隐而不彰”的情况的原因，有学者指出：“就口述史学界而言，虽然学术事业的体制化和规范化受到重视，对中国口述史活动的评估和基于这种评估的实证理论研究却严重滞后，基本上止步于重复旧有的述评或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口述史学不仅在功能上不能取代文献史学，它还更需要与文献史学相参照的批判研究——即使是以民间口述做社会史的研究，保存在档案机构的大量地方政府给中央的报告和中央在地方做的调查报告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16]这些认识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探讨，而且是从学科发展的高度来探讨它在共和国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这也显示出研究者对待口述史料的态度逐渐趋于理性。鉴于以上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口述史料为共和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新颖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从共和国史研究的整体来看，口述史料则是处于从属和辅助地位的，不可能完全取代文献史料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因而，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的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可以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