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精神缔造忘年知音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7-0140-09

      胡适(1891-1962)与张元济(1867-1959)的忘年之交，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张荣华在《张元济评传》中指出：两人的底色都是一介书生，“在张元济的社会交往中，与他最为意气相投者并非许多人所说的蔡元培，而是胡适。作为异代相契之交，两人尽管年龄悬殊，背景迥异，但在精神气质、价值追求及治学兴趣诸方面却彼此投合”。典型例证之一就是在中央研究院成立二十周年暨第一次院士会议的合影上，在西装革履的衮衮诸公之中，唯有张元济和胡适穿的是中式长袍。①

      从胡适1917年学成回国到1949年离开大陆，这三十多年中与张元济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就年龄和经历而言，他们是两代人——张元济是戊戌年间的维新人士，而胡适是科举废除后赴欧美留学归国的新人；但是他们的学术志趣、品格修养、政治倾向等都有相近之处。本文拟从其交往入手，以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为重点观察他们思想中的投合之处。具体而言，他们的政治思想都偏向于自由主义，而文化方面则同样重视整理国故。

      一

      1917年10月，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蒋梦麟向当时实际负责的商务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推荐了刚刚学成回国的胡适。②1918年2月，胡适把自己的《惠施公孙龙的哲学》一文寄给张元济，由他刊登于《东方杂志》的第15卷第5、6号上。这是胡适在商务印书馆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张元济对年仅二十七岁的他“允以与林纾相同稿酬”③。1918年2月2日，张元济日记载：“胡适之寄来《东方》投稿一篇，约不及万字，前寄行严信，允千字六元。此连空行在内。与梦翁商送五十元。”2月15日，胡适回信，“谢收到润资五十元”④。胡适在该文的序文中说，“吾久许张菊生、章行严两先生为《东方》作文”，可见张元济对他有所期待。在张元济的支持下，胡适后来又在《东方杂志》发表不少文字。

      1918年，希望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的张元济赴京寻求与北京大学合作，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教授进行了广泛接触。在讨论中，胡适发言很多，内容涉及出版内容、封面设计、排印版式、销路预测等方面，给张元济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自然和胡适的学术素养和对出版业的一贯重视和关注分不开。于是，张元济开始注意胡适并派人托胡适代为搜罗人才和稿件。1919年4月8日，张元济转托陈宝泉约聘胡适，“月薪三百元”，“颇有借重之意”。⑤1920年1月，张元济与高梦旦商量编丛书，高氏建议编一种哲学、教育科学丛书，选西人名著，“托胡适之等人代办主持”，张元济同意“只以新思潮一类之书选十种八种”。3月，张元济与高梦旦谈，“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⑥。本年，张元济在北京积极活动，希望结识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更多次拜访胡适。这些行动都说明了作为“戊戌党锢孑余”的张元济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力图顺应时代，使商务印书馆跟上潮流。1921年，张元济和高梦旦正式邀请胡适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并表示了极大的诚意。在他们一再催促下，胡适利用暑期对商务印书馆进行考察之后，推荐了自己的老师王云五，并给商务印书馆写了一份改革报告。张元济之所以会看中胡适，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胡适年纪轻轻就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可以领导商务印书馆适应新的文化潮流。二是胡适对出版事业的热心和熟悉，使张元济很满意。例如，张元济认为胡适的改革报告建议切实可行，无大难行者。⑦三是胡适的温文尔雅不但赢得了张元济的好感，更足以使张元济相信，他不会使商务印书馆站到过激的立场上去。这样的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胡适虽然没有任职商务印书馆，但从此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对商务印书馆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与此相联系的是，胡适与张元济的关系也变得不同寻常了。张元济看重胡适，胡适也非常敬佩张元济。1922年底至1923年春，胡适身体不适，张元济十分关心；6月，胡适病症减轻，张元济“为主欣然”。⑧1926年5月，胡适知道张元济要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后，立即写信给张元济说：“我很盼望先生现在已打消辞意了。商务此时尚未到你们几位元老可以息肩的时机，所以我极盼先生再支撑几年的辛苦，使这个极重要的教育机关平稳地度过这风浪的时期。”⑨张元济回信表示：“辱承诲勉，曷胜感愧。弟亦知此是重要的教育机关，现在是有风浪的时期，亦未尝不思再支撑几年。但于事实上，再做下去，恐有损而无益。此中情形，笔墨不能代达，只可于他日见面时再详细谈耳。”⑩

      1927年，胡适从美国经日本回国后，由于北方局势不稳，暂居上海，就住在与张元济对门的极司非而路49号，直到1930年底。这期间，两人过往密切。1921年，胡适在上海时，感觉“客中无书，竟不能作文”(11)。到了此时，胡适却勤于写作，相继完成《白话文学史》上卷、《菏泽大师神会传》、《神会和尚遗集》、《中古思想史长编》等重要学术著作，这要部分归功于张元济为他提供了大量史籍。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上卷“序言”中说：“我开始改作此书时，北京的藏书都不曾搬来，全靠朋友借书给我参考。张菊生（元济）借书最多，他家中没有的，便往东方图书馆转借来给我用，这是我最感激的。”(12)

      两人留下的书信和日记足以证明这几年结下的深厚友情。1927年10月，张元济遭到绑架，胡适听说他终于平安归来，忙致函慰问：“连日虽不相见，然无日不神驰左右也。”十几天后，胡适又赠七绝一首：“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已看六夜绳床味，换得清新十首诗。”并加注释，称赞张元济遭此变故却温柔慈祥，无一句怨毒之语。(13)1929年，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请张元济为他搜集中国用西文论述中日交涉的书，张元济请胡适代为选择；1930年，有人想在纽约设印刷博物馆，托胡适在国内购买宋版书，胡适则把此事托付给了张元济。(14)

      1930年冬，胡适举家北上，定居北平。11月25日，张元济病中致信胡适：“闻台从即日北行，不胜瞻恋。平日以相见之易，悠悠忽忽，遂亦过从甚疏。今则君将远行，念及以后相见之艰，转悔前此之失于亲炙。”(15)胡适“读之甚感动”，并在日记中说：“住上海三年半，今将远行了，颇念念不忍去。最可念者是几个好朋友，最不能忘者是高梦旦先生，其次则志摩、新六。菊生先生太拘礼，每见客必送出大门，故我怕常去扰他，但他的功力之勤，任事之忠，皆足为后生的模范。能常亲近梦旦、菊生两公，是我一生的大幸事。”(16)1930年12月10日，胡适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又表达了这个意思：“十一月廿五日，蒙先生扶病作书，十分感动。因不敢更劳动先生，故临行时也不曾到府上告行。但贪恋之私，至今不减。每念及在上海三年之寄居，得亲近先生与梦旦先生，为生平最大幸事。将来不知何时得继享此乐事，念之怃然。……惟望先生服从医生之禁约，停止校书工作，摆脱一切，一心静养，以慰许多敬爱先生者的渴望。”(17)1931年，胡适四十岁生日时，张元济撰了一副白话寿联以贺。其联云：“我劝先生常看着贤阃戒指，从今少喝些老酒；你做阿哥好带了小弟北大，享个无限的遐龄。”1月14日，胡适高兴地回信说：“这副对子好极了，将来先生病痊愈后，我想请先生写了送给我。”(18)1932年4月17日，张元济写信给胡适，为张树年在纽约写论文索资料事请胡适帮忙，并告以王云五、高梦旦近况。1933年6月18日，张元济和高梦旦来看胡适，临别，张元济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千万珍重！”胡适叹曰：“他们几位老辈之意真可感。”(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