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8)04-0054-05 《青年与农村》是李大钊写于1919年2月的一篇充满激情的政论文。一些学者曾据此文的若干段落断言李大钊为民粹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早期共产党人，甚至认为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与民粹主义并无不同。①李大钊究竟有没有受到俄国民粹派思想的影响？他是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传播了民粹主义？这些问题的解答既需要我们正确理解俄国民粹主义，更需要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是基于何种思想取向与现实背景。 一 《青年与农村》写成于李大钊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全文篇幅不长，但主题鲜明，呼吁青年人“到农村去”，改造农村、建设新国家。文章交织着两条清晰的思想线索，即李大钊的民众观和青年观。 《青年与农村》表达了李大钊一贯的民众观。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强调劳动人民推动历史演进的伟大力量以及将他们动员起来参与直接的革命行动的重要性。他把自1916年以来形成的“民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将“民众之意志”、“民众之思想”视为历史和政治的最终起因。②因此，《青年与农村》中隐含着这样一种政治设计：中国的革命，必须从底层的解放开始，从对农民的教育与动员开始。与此同时，李大钊看到了民众的伟力与民众的“愚暗”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农民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中国的解放；另一方面，农村状况的恶劣和农民面临的野蛮统治又使得解放农村的任务异常艰巨。李大钊清醒地意识到，解决这样一种现实困境不能靠农村自生自发的力量，需要注入新鲜的青春的活力。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李大钊逐渐形成了一种“青年情结”，他在《〈晨钟〉之使命》、《青春》、《青年与老人》、《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中热情讴歌了青年，赞美青年的生命本能和“自由意志”，将青春中华之再造的美好理想寄予青年，并“默许其独享之权利”。但是，李大钊又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同农民一样也身陷现实的困境，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但并不知奋斗的方向。《青年与农村》以一种特别低沉和忧郁的笔调描述了青年人在城市的生活，认为青年羁留在了无生气的官僚把持的都市，愚蠢地为自己的官僚生涯竭尽全力，而不愿意到农村去，这样的结果不仅自误，而且还会辜负了农村。因此，知识青年应该肩负起双重的使命到农村去，一是参与“手足劳动”进行自我历练，二是帮助农民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他们应该学习俄罗斯青年的榜样，和农民打成一片，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发他们，教育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痛苦、脱去愚昧”③的道理。 《青年与农村》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五四运动酝酿过程中的思考方向和行动目标。在“尊劳主义”和“劳工神圣”的社会氛围中，在各种社会改造和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中，这篇文章吹响了鼓舞青年走向直接革命的号角。 二 李大钊的“到农村去”的号召与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有着怎样的关联，这是我们正确评价李大钊的农村改造思想的关键。 俄国民粹主义是一个庞杂的思想体系，既有自命为“民之精粹”的英雄主义一派，也有“以民为粹”或“粹藏于民”的平民主义一派。但总的来说，他们在思想主旨上相近，即崇尚人民的力量，“对农民存在感情上的依恋，并且对于农民自身具有社会革命的本能和生机勃勃的力量深信不疑”④。他们认为俄国可以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即村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达到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性区别，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曾从民粹主义中吸纳了民主主义的成分，但他们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从来都是很严厉的，认为民粹主义所信仰的村社制度事实上正被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削弱，而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将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可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先决条件。 李大钊接触到俄国民粹派的有关思想，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从辗转获得的关于早期民粹派“走向民间”运动的资料中发现了一种有借鉴意义的社会改造模式，他尤其欣赏在这一运动中那些试图与农民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反映出来的时代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这场俄国民粹派青年的运动正好呼应了他的青年观，他希望中国青年仿效俄国青年，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⑤。《青年与农村》的内容进一步表明，李大钊充分肯定了俄国这场“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运动的革命性，以及它对于中国当时社会改造的借鉴意义。他在《青年与农村》中表达的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努力解救农村、与农民结合的思想，就社会改造的动力与方式而言，与早期民粹派的思想确有相通之处。如果说李大钊社会改造理论没有直接取自俄国民粹派的东西，那它们之间至少也“存在着理性上和理论上的共鸣”⑥。这种“共鸣”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农民的重要性和精神上的优越性。俄国民粹派认为，都市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产物，充斥着工人的赤贫和资产者的贪婪，以及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都市为依托猛烈地冲击着广泛存在于俄国乡村的民族传统。这种资本主义模式与俄罗斯传统模式之间的冲突使一批俄罗斯知识分子下意识地寻求“俄罗斯精神”的支持，以维持民族传统与民族认同，他们将目光投到最具“俄罗斯精神”的广大农民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