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08)04-0012-08 20世纪50年代，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毛泽东等沉着应对，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这些思想和决策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等对战后国际局势的分析以及对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和包围的战略思考 毛泽东在一次会见日本外宾的讲话中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最突出的就是美国的力量强大了，就是美国同全世界人民的对立。”①强大了的美国，对外实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到处欺侮别人，损害别人的利益”。美国策动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先后策划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协定、美台共同防御协定等。美国还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其目的就是“想造成一个锁链”，包围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这种做法，不仅威胁中国，也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毛泽东对此评论说：“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②他还指出：“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的”③，要战胜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对新中国的威胁，“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④。 在这样严峻的局势下，哪些国家可以成为新中国的朋友呢？毛泽东等对战后国际状况作了分析，认为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阵营”和“三种国家”。“两个阵营”是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三种国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处于两个阵营之外的，如印度、缅甸、印尼等一大批“中间国家”。周恩来在一份报告中从另一个角度把这些国家称为“和平中立派”，以同美国这个“主战派”和英法等“维持现状派”相区别。毛泽东、周恩来的这种分析，是富有创建性的。它与苏联把世界划分为“两个阵营”的主张有所区别，更符合战后国际格局的实际，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团结和争取更多朋友以打破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根据对战后国际状况的分析，毛泽东等认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兄弟国家，是我们的朋友，应该建立友好同盟关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我们的敌人，但也可以做工作，像英、法、日等国都同美国有矛盾，需要区别对待。毛泽东曾设想，经过几年把整个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美、北美如加拿大、墨西哥，包括英国在内都争取过来，使他们脱离美国，把美国孤立起来。⑤即便美国的内部状况，毛泽东认为也并不统一，他比喻说：“好像五十支香烟，一半是共和党，一半是民主党。共和党的二十五支中有几支是艾森豪威尔派，有几支是麦克阿瑟派、诺兰派的。民主党的几十支也不统一。这说明人民不愿打仗，所以这里面有文章可做。”⑥周恩来强调：“要研究帝国主义的矛盾，并且要利用这种矛盾。”“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起来，就和他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⑦ 以印度、缅甸、印尼等国为代表的“中间国家”，在两个阵营之间采取和平中立政策。所谓和平，就是主张世界和平，反对战争；所谓中立，就是不参加各种军事集团。毛泽东等认为：这些国家同新中国在思想上、制度上是不同的，但是又“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都受过帝国主义的压迫”⑧，“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情，就是反对殖民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想自己逐步独立起来”⑨，这些国家“在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作用方面同我国是有共同要求的”。“这些情况就决定东南亚某些国家，首先是印度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它不仅与美国的战争政策有区别，就是同英国的以实力来维持现状的政策也有某些区别。”⑩因此，这些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军，是可以并且应该努力争取的朋友。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等在多种场合反复指出：“要对中间国家做工作”(11)，“从印度到日本，我们都是要做工作，去扩大我们的阵营”(12)。由于印度、缅甸、印尼等在这些中间国家中有广泛的影响，刘少奇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小心地争取他们，以便同他们共同为加强国际和平、反对战争而努力。”(13)与此同时，毛泽东等也考虑到，这些国家在经济上还受帝国主义一定程度的控制，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不能不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因此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容易发生动摇的。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帮助他们坚持和平中立政策，加强其坚定性，克服其动摇性。要他们痛快地加入我们的阵营是不现实的，但争取和帮助他们坚持和平中立的立场却是可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立场必须坚定，策略必须灵活，态度必须友好，对坚定他们的中立主义立场才能发生作用。”(14) 在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霸权政策的总方针下，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同盟关系，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印度、缅甸、印尼等“中间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构成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的重要战略思路。这一战略思路，在实践中一步步得到贯彻，并取得很大成效。 从新中国成立至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包围”与“反包围”的斗争 美国对新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一度也曾试图以经济“援助”的手段进行拉拢和控制。1949年6月，司徒雷登托人带口信给毛泽东：美国可一次贷款50亿美元给新政府，条件是新中国必须采取中间态度，不能完全亲苏。1950年3月15日，艾奇逊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说中说：中国不是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不过中国必须保持昔日的中美关系。这显然是指望以美援为诱饵，使新中国成为它的附庸。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作出断然回答：“亚洲人民自己的事应该由亚洲人民自己来处理，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也不应由太平洋彼岸的美帝国主义者如艾奇逊之流，来加以干涉。”(15)美国政府这个阴谋破产后，更加敌视中国，对中国采取了军事包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相结合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