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点，而工业化又被视作现代化问题的核心内容。①抗战时期，严酷的现代战争环境给中国知识界重新认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新机遇。对于中国是否一定要走工业化道路，如果说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仍存在争论，诸如20年代章士钊、杨铨、杨明斋等人关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争论，30年代梁漱溟、吴景超等人关于“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与“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争论，那么，到抗战时期，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抗战后期（1942年下半年至1945年8月抗战结束），国统区知识界以实现中国工业化为思想基础，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战后建设问题的大讨论。利用外资、对外贸易与战区产业复员，是三项中心议题。1943年5月，《新经济》半月刊《编辑后记》即称：“战后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很多，但我们认为：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战区产业复员，应该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三项。”②其中，战区产业复员的讨论重点不在于战后经济体制，主要涉及作战地区各项实际的经济重建工作，所以，本文拟对抗战后期国统区知识界重点讨论的、涉及战后经济体制的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以求抛砖引玉。③ 世界大势与问题的提出：国际经济合作与战后建设 中国战后建设问题，早在抗战前期就已经引起国统区知识界部分人士的关注。随着1939年4月中国经济建设协会的成立以及1940年12月中国工程师协会第九届年会的召开，战后建设问题开始引起知识界的重视。1939年4月在香港成立的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就是一个以研究中国战后建设问题为宗旨的团体。④抗战时期，中国工程师协会也是一个积极鼓吹战后建设的团体。1940年12月召开的工程师协会第九届年会，曾根据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拟具中国实业发展的“细密计划”。⑤之后，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大钧也于1941年油印了一本题为《中国工业发展之方针》的研究报告。1942年2月，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褚葆一的极大共鸣。褚葆一认为，“目下在后方的经济研究机关，很多已在从事战后建设工作的研究，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刘大钧先生这一本《中国工业发展的方针》，便是这种工作的可喜成果之一。”⑥不过，国统区知识界把战后建设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大规模讨论，是在1942年下半年以后。 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战后建设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开始于1942年下半年，当时以美英为首的同盟国对于战后问题的规划与讨论密切相关。1941年8月，美英两国政府发表的《大西洋宪章》，宣示了战后国际经济合作政策。之后，随着联合国的筹备、世界银行的成立，国统区知识界对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寄以莫大期望。 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开始考虑重建世界和平秩序问题。各国意识到，维持世界和平的基础，在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合理化。1941年8月美英两国政府发表的《大西洋宪章》，立即引起国统区知识界的强烈关注。美国依阿华大学国际法博士、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的张道行很快于当年10月将宪章宣示的国际经济秩序归纳为自由贸易、经济合作、安居乐业的保证三项。他认为，三项内容中，以自由贸易为最重要，“使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不分胜负，都能平等的享受各地的资源，根本打破自给自足之说”⑦。1942年11月，《大公报》社评也称，《大西洋宪章》所列举的原则，“应该成为战后新世界的指导方针”⑧。显然，《大西洋宪章》的发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统区知识界的讨论风气，使他们以宪章所倡导的原则为张本，开始考虑战后世界经济秩序和中外经济关系问题。 国统区知识界自1942年下半年开始热烈讨论战后建设问题，在时间上亦与美英学界的讨论合拍。1942年6月日美间的太平洋中途岛海战、1942年7月至11月苏德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标志着二战战局开始呈现出有利于盟国的转折。由此，美英等盟国的有关人士于1942年下半年开始讨论起战后问题来。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方显廷介绍，自194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研究战后问题之机关，亦如雨后春笋，与日俱增，几乎平均每日有一新机关出现。其中，尤以研究战后经济问题者居多。”⑨1942年9、10月间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第八届年会，就对中国战后的利用外资问题，表示出极大关注。会议详细讨论了中国战后建设的资金需要、外资可能的供给量、中国引进外资的技术与财政、外资流入中国的法律与政治的先决条件等问题。⑩而且，在二战后期，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也把实现战后的国际经济合作确立为明确的官方政策。国统区知识界对此表现出强烈关注。1944年3月，方显廷观察到，以英美两国政府为主的国际社会，正在认真考虑战后国际货币、贸易、投资、粮食等经济合作问题。美英两国政府同时于1943年4月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战后国际通货计划，均主张一概废除战前各国施行的各种贸易与汇兑统制。(11)1944年7月，姚念庆也介绍，“战后的国际投资，是今天最受注意的战后国际大事之一，而国内国外一致的见解，都认为它是提高世界人类生活水准，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一条途径。”(12) 首先把中国战后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的，是原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时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长的张忠绂。不过，他于1942年7月12日提出的主要是战后和平秩序问题。7月底，《大公报》社评提出要把讨论重点放在实实在在的经济建设上之后，知识界的讨论重心开始转向战后经济建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