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8-0072-07 一 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之议的提出及议决 1926年7月6日，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随着北伐战事由南向北推进，革命势力由南部延伸至中部，革命重心也由珠江流域推移到长江流域。作为革命指挥中枢的国民政府是否随军北进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1926年8月2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军事进展迅速，政治党务亟待讨论为由，召集在湘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湖南湖北两省执行委员董用威、罗琢章、缪斌、詹大悲、邱维震、熊亨翰、李荣植、邓演达、陈公博、王基永、夏曦、蒋兆骧、易礼容、郭亮、李汉俊等，在湖南省党部举行特别联席会议，讨论了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党务诸重大问题。在会上，委员们在讨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政治及党务问题时，首次有人提出了中央政府移至武汉的动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府移至武汉案可请中央决定”的决议。[1]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动议的最早记载。 随着北伐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地推进，华中重镇武汉为北伐军占领指日可待。9月4日，张静江在广州政治会议上提议召开国民党大会，研究并决定攻克武汉后的对策。会议决定于10月1日召集中委及各地省党部联席会议，并指定政治会议委员徐谦、孙科、鲍罗廷等负责起草联席会议议事日程。9月14日，方案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谈话会，“中央政府迁移问题”也是重要议题之一。[2](p319)会议提出“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之地而决定之”，“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3] 1926年10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其中心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武汉克复后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4]围绕迁都问题，会议进行了热烈讨论，形成了主张立即迁移与暂缓迁移两派。以孙科为首的一批人主张立即迁都武汉。他们认为，首先，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看，两湖已为北伐军占领，革命势力已由南方推进到华中，而且还将继续向北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这不断发展的政局中，武汉无疑将成为一个新的中心，“广东是革命策源地，但偏于中国南部，如迁至中部，指挥比较可以便利”[5]。而中央仍留在广州，实有鞭长莫及之慨，应急迁都武汉，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其次，从两湖的实际情况看，虽然北伐军占领了两湖并向江西进军，工农运动也发展起来了，但新占之区并不巩固，特别是武汉人民仍然恐慌，各种谣言不一而足。若国民政府立即迁都武汉，既可以就近指导一切，也可以安定人心，使谣言不攻自破，稳定两湖地区的形势，是为一举几得。其三，从广东的情况看，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提下，通过两党的共同努力，南方的军阀势力已经被消灭，广东的民众运动已有相当基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相当巩固，成为革命向前推进的后方，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北迁没有后顾之忧，不致影响广东的进一步巩固。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孙科等人赞成国民政府立即北迁武汉。 吴玉章等人则主张暂缓迁都武汉。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吴玉章与国民党左派协商取得一致意见，针对孙科等人的观点提出暂缓迁都的三点理由：第一，武汉虽然收复，但地势易受敌人包围，尤其是怕敌人的经济封锁，因武汉是内陆腹地城市，敌人如果切断主要交通线，就只有束手待毙。而广州是一个海口城市，可以与外面往来，即使帝国主义封锁香港，还有其他出海口，不怕敌人封锁。第二，国民政府不能放在前线上。两湖克复未久，人心不定，局势不稳，各种秩序尚未建立起来，不宜即行迁都武汉。而且江西战事未了，胜负未决，贸然迁都，实无把握，因此“现尚未届国民政府迁移之适当时期”[5]。第三，至于广东的形势并非主张立即迁都派所说的那样乐观。他们认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经过几年来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基础，但并不很巩固。除省港罢工的工人组织得比较好以外，农民的多数尚未组织起来，战斗力并不强，广大农民不仅没有掌握农村政权，而且还在成批地被地主武装所屠杀。自北伐出师后，在中山、广宁、花县、普宁等县均发生过屠杀农民的惨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此情况尚且如此，如中央北迁后，广东的右派势力更可恣意妄为，后方情形实在堪忧。不能因为在武汉建立了一个新基地而失掉广东，到头来武汉也不能巩固。而且，一个国家的首都是不能随便迁移的，更不能受前方军事将领的摆布，“政治之根据地……并不因军事之发展而骤变”。再说，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可以在武汉设置一个高级的中央代表机关就近指导而不必兴师动众去迁都。会议经过讨论达成共识：“（一）国民政府的地点，应拿他最主要的工作来决定，并指出目前主要的工作是在巩固省的基础，什么地方最容易实现此种工作，国民政府就在什么地方。这个答案当然就在广东了。（二）国民政府在广东离张作霖较远，不会与张冲突；而到武昌则与张较近，容易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于国民政府是不利的。要留在广东重要原因还是第二个。”[2](p650) 这次会议由于“会场完全为左倾空气包办”[6]，徐谦的议案报告、谭延闿关于国民政府发展的说明，也陈述了国民政府继续暂驻广州的理由。因此，10月16日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地点，应视其主要工作所在地而决定之。现在国民政府之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革命势力之基础，而此种主要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故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5] 此次中央各省联席会议虽然以表决的形式暂时否定了国民政府北迁的动议，但并未说服主张政府北迁的人，而且北伐军内的高级将领如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及国民党内的一些重量级人物随着战事的推进，也都倾向将政府北迁武汉。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击溃孙传芳后，两湖与江西连成一片，工农运动发展迅速。在蒋介石提出中央党部迁移武昌之议后，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和蒋介石的要求，决定于最短时间内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同时迁往武昌，并于近日内做北迁的各种准备。[7](p136)为了给迁都创造条件，会议还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以加强领导力量。11月16日，以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及顾问鲍罗廷等组成的迁都调查委员会先期赴武汉准备一切，为政府北迁铺路。23日，主张迁都的邓演达、张发奎衔蒋介石之命从武昌飞抵广州，敦促中央迅速北迁。11月26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都武汉的正式决定。11月28日，国民政府宣布：自12月1日起广州国民政府停止接收文件，5日停止办公，政府负责工作人员分批陆续前往武汉。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迁都通电谓：“党政府为适应环境，实行迁鄂。决七日迁移，准半月内可到武昌办事。”[8](p539)继宋庆龄、徐谦等第一批于11月16日离开广州后，其余分三批于此后赓续离穗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