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6-0144-14 所谓“西山会议”①是国民党内有着资深经历的一批老同志，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四中全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所召开的会议。发起西山会议的右派中央委员公开打出清除联俄容共的旗号，以自认合乎“党统”的议会形式另立中央，与广州政府分庭抗礼。但时为国民党正统力量的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其“合法性”，将之视为与中央分裂的“非法会议”。所以西山会议派常被冠以中国国民党中以反共为号召而分裂出的第一个派系的称呼，他们自始至终被国民党中的当权派说成是“反动集团”②。 组织西山会议的领袖人物“可说是早期国民党人才之大成，他们所用以号召的理论体系，说是‘孙文主义’的正宗，也不算过誉”③，可他们究竟为何要选择与中央分裂的方式召开“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关于这一问题，前人已多有论及④。 还有人认为若将联俄容共列为输入项，西山会议则必为输出项⑤，并且指出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是西山会议出现的理论先导，廖仲恺事件⑥则是主要导火线⑦。而时为广州国民政府官员的陈公博则将西山会议归结为对广州国民政府不满的不稳分子及失意政客与国民党当权诸人之间的权力斗争⑧。在大陆学者中，较早的研究多认为是国民党老右派长期活动的必然结果，是他们反共、反苏、反对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公开表现⑨。杨奎松在近期的研究中指出，西山会议的召开并不是简单的“反共”，确切说应该是“分共”⑩。 前人的分析固然有着一定的道理，但需要指出一点，既然已经认可西山会议是在“联俄容共”背景下，因为“反共、分共”而召开的这一说法，那么我们就可能继续追问：西山会议召开之前，面对国民党人的反共风潮，苏俄做了怎样的回应，尤其是苏俄顾问鲍罗廷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西山会议的出现是否与他们也有着一定关联，而且反共、分共是否也意味着反苏？因为联俄与容共虽为1920年代孙中山先后完成的两件事，但实为一体。“容共”因“联俄”而起，“联俄”因“容共”而实施，二者之间有着剪不断的因果关系(11)。所以，西山会议派(12)的反共必然会触及到苏俄的神经，作为斯大林派往广州协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也不可能允许“联俄容共”的中断。这样说来“单纯因为反共而发起西山会议”的观点似乎就稍过片面化了。带着上述疑问，笔者试从鲍罗廷对国民党的“分化”至国民党右派委员对中央的“分裂”这一主线出发，就西山会议的缘起再做一探讨。 一、孙中山对“联俄容共”的疑虑 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盟虽然确立于1923年《孙越宣言》的发表，但进一步着手进行，则是这年8月孙逸仙博士团赴俄考察，以及10月间苏俄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以后的事。凭藉“革命权威和苏俄军事援助”，鲍罗廷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得孙中山的联俄重心由军事物质层面的关注转向了政党组织的建设。1923年10月，中国国民党正式进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师俄”阶段，被孙聘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鲍罗廷全面负责这次改组工作。鲍罗廷意欲将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引向“全盘俄化”的苏维埃道路，但孙中山的主张只是师俄之方法，而摈弃共产党之理论。他坚持国民党是在“三不变”(13)原则下进行改组的，之所以允许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目的也只是要运用共产党的办法和革命热情来实行国民党的主义。 鲍罗廷以非凡的个人能力和苏俄的背后支持，很快就促成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顺利地通过了与共产国际决议有着相同精神的“一大”宣言，并以俄共（布）1919年的党章为蓝本修订了国民党的总章。“一大”的胜利召开，对孙与鲍来说，是一个双赢的产物。鲍罗廷获取了在广州活动的合法地位，他在广州的活动达到了顶峰，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是由鲍罗廷指导国民党改组的。而孙中山对他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为我们作出贡献的鲍罗廷表示深深感谢。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他的中国之行显然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14)此后的鲍罗廷已开始绕过加拉罕直接与莫斯科对话。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则首次以宣言形式被确立为国民党的指导精神，成为国民革命的旗帜，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迥异于以往的“革命性”变革(15)。他从鲍罗廷那里开始得到苏俄援助的少许经费。这点可从鲍罗廷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证实，他在信中说到（1923年12月）本月25日以前，我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工作的，国民党支付自己的费用，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拨给一些经费”(16)。而且俄国军事顾问团相继来华，在讨伐陈炯明、平定商团叛乱事件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同时，这也是一个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国民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鲍罗廷事实上是不成功的，因为孙中山将党政机关的大权交给了“老朽昏庸的国民党元老”，而这些右派中央执监委员有可能会将“一大”宣言“化为乌有”，而且鲍也并没有将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中山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中拯救出来，孙还是盯着那些“自由民族”，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17)。所以，国民党“以俄为师”的改组终究没有走上“全盘俄化”的道路。同样，孙中山为了支持鲍罗廷，乾纲独断地联俄容共，力排众议地改组国民党，将长期追随其革命的老国民党人的反对意见都予以否决，并以其领袖的威信压制了改组时期的“百余件反对容共案”(18)；还遵从鲍罗廷的意见成立了由国民党左派主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接纳了部分共产党人参与改组工作，或分配他们在中央、地方组织机构担任要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