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4-0057-10 在孙中山的“党治”理念及苏俄“党军”成功抵御欧洲列强干预的影响下，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改组后积极倡行“党在国上”、“党在军上”的政治制度，自黄埔军校建立起，即在黄埔学生军中仿效苏俄红军实施党代表制度和政工制度；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又在军中建立起党部体系，国民革命军的政工体制形成了党代表、政治部与军队党部三位一体现象。1927年“清党”运动后，国民革命军逐渐废除党代表制，军队政工制度演变为以政治部为主、党部并存的状况，此后军队党部又曾几度废弃与重建，直至1945年国民党六大议决撤销军队党部，军队政工体制仅余政治部系统。 在以往大陆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成果中，涉及这一问题者不多。台湾出版的《国军政工史稿》对这一体制的沿革叙述较详①。李云汉先生的权威著作，对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的变化有简明的描述，但没有展开分析②。傅光中认为：国民革命军设立党代表制度，既是孙中山反思早期革命过于依赖军阀屡受挫折的结果，也是学习苏联红军政治委员制的结果，目的是为了“使军队党化，成为党的武力”。他也对党代表制在国民革命军建军初期的作用给予了积极评价，对于党代表制因“军权膨胀、党权旁落”、党代表多由中共人士担任、一些部队抵制党代表制、工作流于形式等因素而被取缔进行了详实分析③，对本文写作颇有启发意义。杨利文对北伐前后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虽然党代表制在实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国民党自身的组织弱点和人员的因素，最终被废弃。”④已出版的多数国民党史或国民革命军史，几乎都不涉及这一问题；少数涉及的著作，多是一笔带过，连军队中何时有党部、何时存废的问题都说法不一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 国民革命军早期实施的政工制度，仿自苏俄红军，是中国国民党“以党治军”理念的具体表征，也是“党在军上”体制的逻辑产物，它视军队为一党禁脔，体现的是“党国”体制的基本精神。然而，理念及制度上的“党在军上”，却在实际运作中演变成为实质上的“以军治党”。这一时期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的变异，是考察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性质及实态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及现实价值。 一、黄埔时期三位一体政工制度的首创 民初，同盟会等改组为国民党，致力于宪政体制下的政党政治。然而1913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并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国民党随即展开了“二次革命”，但很快因缺少武装力量而告失败。1914年间，逃亡日本东京的国民党人，曾建有培育党人的军事学校“浩然庐”。1915年初，中华革命党发布《中华革命军司令部通则》，并于夏天召集“中华革命军”的筹建会议，分派人员赴国内组建讨袁军⑤。同年秋，孙中山还发布了《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号召民众“闻内斯起”⑥。然限于经费、组织等原因，组建党军的方案终致流产。此后数年间，国民党人依赖军阀势力建立起来的广东政权也几经挫折。 痛定思痛，国民党人深感：革命的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因为做事不能不赖力，一方虽赖军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伏军队之力量即党是也”⑦。孙中山鉴于“先前各军之始从终叛，阳奉阴违，力图所以革新之策；考查苏俄革命成功之速，军队党化实为最大原因，知必有明了党义之军队，然后能服从本党之指挥；尤必有信仰党义之干部，然后能造成革命之武力”⑧。在对比法美革命后，孙中山认为苏俄红军的建设经验弥足珍贵，是俄国革命成功的保障。他说：“法国革命八十年成功，美国革命血战八年而始得独立。因均无一定成功之方法；惟今俄国有之，殊可为我党师法。”⑨在苏俄顾问马林建议下，1923年9-11月间，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苏俄考察了政治、军事及党务等事宜，希望苏俄派军事顾问到广东协助编练军队。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在广东也开始筹备建造自己的军队，拟设立600人的军团组织，上午进行“欧洲以后军事教育”、“惟党可以造国之教育”和“政治关系”的政治训练，下午进行军事训练；计划于一年内建立两个师的“真正党军”⑩。11月上旬，陈炯明叛军攻打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即决议组建国民军，明确以党的训练及党委任的军事专家为特色，所募教官必须是国民党员或志愿入党者(11)。这次招募被视为“军官学校及党军创立之胚胎”(12)。显然，如黄振凉所言，黄埔建校原因有三：一是孙中山的革命经验与认识；二是陈炯明叛变的刺激；三是苏俄革命的启示(13)。 在建立一支强大“党军”思想指导下，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1月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下简称“黄埔军校”）公布的第一份招生简章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员其对于国民党同情而未入党者，姑准应考；但于考取后，加入本党，始许入校”(14)。这一规定为中国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建立党部、展开政工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中国国民党即模仿苏联在黄埔军校及后成立的教导团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力求“以党治军”，使军队真正成为党的政治工具。 在军校政工制度的初创时期，苏俄顾问鲍罗廷等人发挥了不少影响。1923年秋，首批苏联军事顾问到达广州，积极筹划军校建设及成立“党军”事务。1924年下半年到达广州的加伦将军，非常重视黄埔军校及党军的政治工作，大力推动了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制(15)。 黄埔军校成立后，国民党中央任命蒋介石为校长，以廖仲恺为驻校党代表，校长及党代表对国民党总理负责，“以示本校是党的学校，学校官生都是党的领袖的信徒”(16)；下设政治、教练、教授、管理、军医、军需等部，均设有党代表。教导团采取党代表制，各级党代表由廖仲恺“遴选教官、学生中之富于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之，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受其节制，以示党化”(17)。教导一、二团党代表分别为王登云、张静愚，另有营党代表章琰、茅延桢、蔡光举、胡公冕、季方、郑洞国、唐震等7人。“党代表按部组织各级分部，以为将来各军之模范”，以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邵元冲等兼为政治讲师，“在政治上由政治部规划，灌输本党之主义，涵养其革命精神，并使其明了世界之大势及本国社会之现状，以应环境而奋斗，此种训练实为斯校之特点”(18)。
